为教育买单者哪去了？　旧时高校欠薪及频换校长事件

　　广州旧闻

　　【第八十六期】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

　　本版撰文(署名除外)：

　　本报记者宋金绪

　　实习生刘博奇

　　旧闻回眸

　　1926－1928年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欠薪及频换校长事件

　　辛亥革命后，广东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更名为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广东省政府拨旅粤中学校址给女师以扩充校舍，五年以后，接收私立女子体育学校图工乐体专科二、三年级各1班，到1933年，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有高中师范科学生433人。

　　〈一〉缘起

　　教师欠薪11月，校长被迫辞职

　　1926年11月17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廖冰筠，因学校经费困难，呈请教育厅辞去校长职务，并委任许广平、陈良烈、罗宗堂三人暂时维持校务。在给教育厅的信中，廖冰筠说明了学校的困难情况。

　　校长承政府委任主持女师范学校已历六载，其间几经变乱，苦心孤诣，幸得维持原状。而以历年政府因财政支绌，积欠学费经费甚多，至去年下一学期计欠教职员薪水十一个月，以此困难业集，无力撑持。曾据情呈请辞职未遂照准，并蒙厅长勉之竭力进行，然至本学期学校经费犹困难如故，积欠教职员薪金犹至十一个月之多。而今年增设之高中班，增开之科目，新聘之教职员，与因此而加之什费，均已提高，乃将本年度预算另行编造，总计支付数目比去年预算月增千余元。职校既无他项收入可以弥补，而每月向财政厅支领经费，亦只照旧预算额支发，积欠一项则更无切实办法。

　　在给许广平等三人的信中，廖冰筠所表达的想法更为令人心酸：“月来辞职他去者已七八人，冰筠自问年来因经费支绌，维持已至心疲力竭，本学期困苦较前有加，实再无继续维持之可能，再三思维，惟有辞职以避贤路。”

　　女师校长再次辞职

　　当时教育厅为维持学校起见，特将解决经费办法提出省政府委员会提议，并一面令该校长克日回校，未返校前由总务主任罗宗堂、教务主任陈良烈、训育主任许广平暂行代理校务。

　　一个月后，罗宗堂、陈良烈也相继辞职，许广平亦因病在假，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不无涣散之象。廖冰筠在此上书教育厅，要求辞职，并推荐本校教员李励庄同和许广平主持校务。这次辞职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廖冰筠担任了广州市妇女部长，“颇欲专心竭尽绵薄，于妇女运动一途，就职伊始，部务殷繁，时间精神未能并，原校长一职，势不能兼任”。至于该校的经费问题，“虽蒙政府照准，本年度新预算按月支给，而积欠一层，仍未有着，校务进行，仍不免拮据困难，自宜有精能干员，专任擘划，方足以资整顿”。

　　〈二〉发展

　　教员闹事，校长宣布停课

　　果然，李励庄受命担任了女师的校长，上任之初，就对女师进行改革，“盖女师校纪凌夷，学风顽嚣，有不得已者也，故就职之初，对于校务等议刷新，教员亦略有更动”。这一动不要紧，被开除的教员周棠、卫永保、刘万镒三人回校叫板李励庄，“以破坏关约，应照关约补足全斯薪水为词，回校质问，对于职校长措辞声横无理，徒逞意气”。周堂等要求不遂，遂纠合去职各教员，声言否认学校新定时间，照旧回校上课，由十日起，连日来校肆口谩骂，聚众滋扰，更擅自召集学生开会，公然煽动，致使新旧教员慑威之盅惑，擅造公意，抗拒新教员，致令全校骚然，无形罢课。李励庄除将详细情形呈请广州政治公会核办，还上书广东省教育厅反映情况，并由即日起宣布暂行停课，听候省教育厅的指示。

　　与此同时，李励庄希望广东省妇女部，出面制止学潮，维持学生学业。妇女部开会研究后，一面上报省政府，一面要求教育所办理。当时还有一种传闻要将省立女师改为女子中学，当然后来并没有该改名。

　　〈三〉高潮

　　女师学生请宋庆龄为校长

　　1927年3月，女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解决校长问题，从关系革命事业的高度决议电请宋庆龄同志为校长。但宋庆龄因前方任务繁重，不能即行回粤就职，故暂荐黄佩纶代理校长。女师学生会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欢迎黄佩纶的宣言，真实反映了在党化教育之下女师学生的观点，具体来说应是女师学生会的观点。

　　“同学们都认为女师是省立的高级女校，为促成党化教育，造就革命师资起见，校长一职，应与中国国民党有历史关系，以革命为职业，而才能学识适合为青年导师者，稳能胜任。在这种校长问题的人选条件之下，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一致议决，电请宋庆龄同志为校长。我们对于校长问题的公意，完全建筑在理性之上，我们对于消极方面，为免除学校的危机，维持本身的学业，认为非宋同志为校长不可。同时，对于积极方面，为促成女师教育之党化，造就革命的师资，尤其认为非宋同志为校长不可。”

　　建立在党化教育之下的理性的要求，女师学校只有宋庆龄才堪任校长，可见女师学生之境界。当然广东省教育厅和宋庆龄也同意了担任女师校长，但是因前方公务繁忙，不能立即回粤就职，于是推荐了黄佩纶先生代理校长。尽管黄只是一位男士，但女师学生会还是尊重宋庆龄的意见，“而欢迎黄先生，绝对不愿划分男女界限的鸿沟，保持宗法社会的思想。”

　　以上综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927年相关报道

　　〈四〉结局

　　教育厅委任一中女师两校长

　　教育厅长许崇清，对于整理本省教育，积极整顿发展，经定有具体办法，昨据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黎杰，呈请辞职，特委黄希声接充一中校长。又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自沈芷芳辞职，李励庄逃遁后，校务无人负责，昨特委任该校附小主任吕兰芳开充。黄希声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教育学硕士，历充广大教授，到任中大教育。吕兰芳系广大高师科毕业，并奉派赴日本等处，致察教育，归国后，即充女师教员，兼附小主任云。

　　据1928年2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省立女子师范近况

　　女师自吕兰芳长校后，深得学生之同情与合作，故近来校务非常发展。本季招考插班生，名额仅收二十八，而报名应试者多至百余，现为适应热心向学者之需要，特自初中二年起至高中二年止，招收旁听生，以广造就云。至附小方面，校务亦非常发展，并将昨年由小学生捐来之款，全数拨出建筑校舍，头门工程，现已告竣，极为堂皇冠冕。

　　据1928年2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历史精神

　　从胡适“亡国的教育”说开

　　1918年1月，回国不久的胡适审视七年未见的中国，颇有感慨，遂提笔写了篇《归国杂感》，发表于《新青年》。他在文末肯定中国之进步的同时，于文中发了几千字自称是“悲观”的“牢骚”。其中有两大段，是针对教育而言。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程完备上。……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胡适的语气看似悲观，实则是一种悲悯，类似于“恨铁不成钢”。

　　陶行知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成立以来，人们对教育之于国家的发展、富强，有了愈来愈深的认知，当局也花费许多功夫为教育提供相应的支持，教育界笼罗人才也是“不拘一格”。然而，也许是因为新的教育模式尚待完善，也许是因为其他现实原因比如政治局势，被认为是“根本大计”的教育往往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导致教育空有“口号”而无实质，流于表面形式，甚至是敷衍了事。

　　胡适说，“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说明，教育单位存在严重的“欺上瞒下”的问题，敷衍上司非常在行，“视学员”一来“视学”，估计把校园内的树漆成绿色也在所不惜。而对“小百姓”却不以为然，被视为“天下为公”之充分条件的“教育为公”，自然无法做到。

　　而教育尴尬处境的另一种反映，则赤裸裸地体现在学校“欠薪”事件中。1926、1927年间，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廖冰筠(廖仲恺之妹)，曾两次请辞校长之职，其原因都与学校经费紧张，教职工长时间被欠薪而纷纷另觅他途有关。之后，该学校频换校长，一时间该校“校纪凌夷，学风顽嚣”。

　　其实欠薪之学校并非此一所，也包括中山大学(原校名为广东大学)及其他许多学校。有资料称，当时“广东的公立学校通通穷得揭不开锅”，甚至出现了“国立广东大学教职员请发欠薪大会”的“奇观”。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郁达夫，也遭遇到了欠薪的“厄运”，当他面对学校现状以及当局之腐败黑暗时，最终愤然请辞。他写道：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

　　鲁迅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恰如所言。当欠薪学校校长辞职、频繁更换，学校“学风顽嚣”时，“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一定是其根本的土壤。教育之好，所有人－－无论内心清醒与否－－都懂得，然而该怎么个好法、是否可以放弃某些现实利益换取其好，却是个未知数。如果腐败也可以做到不“穷学校”，如果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不蔓延至教育体系，“根本大计”之类的口号能踏踏实实、有条不紊地被实施，被网罗的教育人才能倾其心力“教育为公”，胡适的那些悲悯之语，也许就永远成为历史言论。否则，无论百年前还是百年后——甚至千年之后，他的那两段“杂感”，也不会过时，其语气中笼罩的悲悯气息，也将一直挥之不散。□阿斐

　　专家访谈

　　省立女师的经费为什么没有保障

　　受访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史专家袁征教授

　　上世纪20年代前期，包括省立女师在内的三所高等学校和四所中等学校，由省政府直接管辖。当时广东政府指定省河筵捐和九拱海关厘台费为这七所学校的专用经费，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管理这笔经费，当时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邹鲁就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经费管理很严格。那是广东财政来源被各路军阀瓜分，以至于政府的资金非常短缺，七校的经费在邹鲁的看护之下，才得以保证。1924年，因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七校变成了四校，于是委员会也就相应改名。1925年6月，广东政府消灭了驻扎广州的滇军和桂军，夺回了被他们控制的财源，这样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控制财政。管理这四所学校经费的委员会把钱交给了省财政厅，从此这个委员会也就消失了。而四校的经费全部由政府拨发。但是政府把这部分经费挪作他用，于是这四所学校的经费发生困难。1925年11月，国立广东大学已经发不起工资了。后来省立女师拖欠教职员工资情况更为严重，竟达11个月之久。

　　旧闻延伸

　　教育厅请款整顿省校之大计划

　　广东省教育厅以广东全省省立学校共而是一所，除工专、一中、二中、女师四校直接有省库领款外，其余二师、三师、四师、七中学校，每年由省库与拨一万七千元，作为补助费，其余悉由地方款划拨。惟查各学校，虽然依照本年度预算领经费，而省库未拨之款尚多，即以工专、一中、二中、女师四校论，每年尚差九万余元，而省会外省立各校由地方费支出者，几经变迁，收入亦减少，且地方官以为学校已属省立，当不负维持之责，故办理极感困难。但发展教育，为行政上之重要者，不能一时停顿，而学校亦不能停给，致碍教育之进行。教育厅为彻底整顿省立各学校，实行发展全省教育起见，将省立各校现在久欠以及未拨之经费数目，详加考查，并参酌各校需要否建筑设备等费分别拟定，计省会内工专、一中、二中、女师四校，约需建筑设备等费共九十七万五千元，省会外各省立学校共十七校，照教育委员会旧案，每校拨助五千元，共八万五千元。又合现时各校呈请拨款建筑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之数，约增加九万元，合共十七万元。连省会内四校需要之数，合计一百二十万元。此项经费原属重要，原以省库支出，一时未能尽数拨给，经过昨呈请省政府，每月拨给十万元，以资整顿。省政府据情怀后，经议决由十七年(1928年)一月份起照发，想此后省立学校得有充分之教育经费，全省教育状况当能发展矣。

　　据1927年12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

　　相关链接

　　郁达夫被欠薪，决定与当局决裂

　　据袁征《郁达夫在广东大学》一文：郁达夫和他的同事不能按时按量拿到工资，这并不是中山大学的孤立现象。广东的公立学校通通穷得揭不开锅。就在这个月，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已经欠了教职员十一个月的工资，各种日常开支实在没法继续垫付，校长廖冰筠三番五次向政府呼吁无效，坚决辞职。在这样的时候，当局却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奢华的纪念活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矛盾空前尖锐，国民党统治区里问题重重，千疮百孔，但右派和左派官员一起在纪念仪式上大唱高调。这分明是想借歌颂孙中山，掩盖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和统治政策的严重问题，给统治者罩上一贯正确的神圣光环。郁达夫对国民党两派官员的矛盾和广州地区的各种弊病看得一清二楚。他是个正直的人，对于广州的政客台上统一口径，台下你死我活的做法非常反感。这些人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中的虚伪表演使他决心跟国民党当局决裂。

　　旧时世相

　　中学生贴标语拒绝新校长

　　自教育厅委黄炳蔚为二中校长之命令发表后，二中学生咸谓现任校长邓柱，办理校务素称完善，不宜递易生手。该校学生会遂开紧急会议，议决请邓勿去，劝黄勿来，但邓校长恐因此惹起纠纷，去意甚决。昨特发出留别二中同学书，惟该校学生尤恋恋不舍，决议设法对付新校长，于门前遍贴“黄炳蔚止步”等标语，以示拒绝。教育厅闻耗，深恐致惹起纠纷，昨特派该厅督学黄发友、张资朴等人，与新校长同行到校。邓校长即泰然将一切交代清楚，惟闻学生方面，则异常鼓噪云。

　　据1928年2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当时的学生大胆，不屈从于教育部门的命令，敢于拒绝新来的校长，可见当时学生之风貌，但不知这里面是否有党派之争的因素。那个时代，党化教育已经贯彻到各个学校，在学生之中也分帮分派，政治党派斗争的因素也融入学生活动之中。而邓柱校长泰然交接工作，也反映此人之心胸。

　　图：

　　主图为1915年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女教师合影。右上角图为1935年该校部分女生合影。资料图片

　　旧时漫画

　　民国时期的漫画家相当关注当时的教育状况。

　　①蒋汉澄《北京莘莘学子》；

　　②张光宇《教育》；原图配文：哎哟，这棵树已经被他们摧残了，我们赶快设法培植罢。

　　③张光宇《要从根本上培植起来》；

　　④廖冰兄《教授之餐》；

　　⑤廖冰兄《“但愿有个温室，让我培育新苗”》；

　　⑥梁中铭《小学教员之现状：骑牛找马》。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