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排位之争是户籍与非户籍的交锋

　　《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把深圳社会保障水平排在了倒数第一，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袁建勇对此反驳称，深圳社保水平全国第一，理由是深圳社会保险参保率高。他举例说：深圳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目前的水平是2000多元，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是735元；深圳失业人员失业救济金是648元，全国平均水平只有300多元；深圳月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救济水平是人均月344元，全国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线是130元左右(《中国青年报》10月20日报道)。

　　对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根据“深圳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仅占财政预算支出的1.68％。这个系数为全国最低”，而将深圳社会保障水平排在了倒数第一，袁建勇以自己掌握的数据来表达质疑，并反推出“深圳社保应当是正数第一”的结论，结果他的断语也在网络上引发不少在深圳工作与生活的网友强烈质疑，认为所有数据都建立在一个将外来人口摒弃在外的“过滤性模型”上，更加暴露出深圳对待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层面的缺失。

　　“深圳社保倒数第一”争论，笔者以为，本质上是“户籍话语”与“非户籍话语”的交锋，就像在本已脆弱的深圳户籍与非户籍人群关系上撕裂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户籍政策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严重倾斜于前者，使得户籍人口不自觉充当了强势群体，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深圳所有的公共福利都急剧转向，迅速向户籍人口归拢——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高”，无一例外地指向户籍人口。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

　　深圳的数百万外来人口正产生这种日益增加的被抛离感。他们是深圳城市居民中的大多数，却是权利序列中的极少数。非户籍人口所带来的权益损害，不仅意味着大多数外来工往往只能从事那些户籍人口不愿从事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即使是具有相当学历、良好待遇的非户籍人口，也无法获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更缺乏用法律或其他制度化手段保护自身权利的能力。户籍政策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目前的城市管理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构筑了巨大的制度壁垒，非户籍人口无法与户籍人口构成自主而多元的博弈力量，从而进入对话框架，两大群体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互相脱节，甚至彼此矛盾——户籍人口自然希望更便宜的外来劳动力提供更价廉物美的服务，非户籍人口则积蓄了强烈的被压迫情绪，这对城市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挑战。

　　因此，我建议深圳市政府不应再纠缠于“深圳社保全国第几”的名号争论，而应将目光回归到长期被忽略的外来人口权利保障层面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永远依靠对大量外来“廉价”人口贡献的占有而富有，古罗马城就是因此而坍塌的，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今天的城市管理者牢记。

　　□毕舸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