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铁车站警贼勾结案”近日全面揭密，涉案警察已被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专案组民警透露办案心情称“擦干眼泪抓战友！”，他们是含泪办案。(10月23日《华商报》)。
看着“流泪抓战友”这个标题，加上报道中“师傅抓徒弟、同窗好友审讯室相见”之类内容，不由让人怀疑：如果办案执法人员基于亲情和利益关联，确实做出了私下串联，案子将会怎样？并非要苛责“流泪抓战友”的干警，而是要寻找回避制度在此案审理中的角
色。
回避制度是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家公务员清正廉洁。根据有关要求，公务回避是一种强制性措施，回避人要自觉申请。“流泪抓战友”事件未必是孤案，它暴露出回避制度性缺陷。如果我们对“流泪抓战友”事件引发的回避制度问题不认真反思，也许会带来严重的司法不公。
首先是受害者及家属、乃至广大民众会对司法公正性产生怀疑，担心利益关联的羁绊，导致案件审理过程出现暗箱操作。其次是对办案执法人员不公，他们不仅要面对审理“自己人”的痛苦，而且难以摆脱外界质疑。最后，更带来司法公正维护体系的重重弊端———执法权的中立性要求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居于超脱的地位，执法人员不仅在实质上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中立的。这种形式上的中立，有赖于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监督制度来实现，回避制度就是细化的司法程序之一。
不得不说，“流泪抓战友”事件是一个让社会、当事人和司法机构都难以接受的尴尬，也再次提了一个醒：回避理应是一种强制性措施，回避人要自觉申请。国家行政机关应有相应的行政约束，使回避制度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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