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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3)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4日16:26 人民网

  二是邪教、伪教的影响力。近几年来,有些人甚至少数领导干部,不信科学信迷信,不信马列信邪教,以至出现了法轮功事件。这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一些群众、包括少数党员干部政治信仰、信念的淡漠、迷失。国家不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但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党员信仰宗教,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从信仰的不同种类来看,如果说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那么政治信仰则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宗教信仰主要在个人生活信仰中起作用,但政治信仰却主要是在公共生活信仰中起作用。如果说个人的信仰是私人的事情,那么共同的信仰则具

有公共性。一个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仰一种共同的东西,并按共同的要求来行动,而这个行动如果一旦与社会公众利益冲突,或者干脆与国家作对时,那么为国家所不容。当代世界各国取缔邪教的做法就是例证。共同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动摇了科学的信仰和崇高理想,民心就会涣散,社会就会动荡,国家就会分裂,。

  三是权威转型的社会危机。政治权威的转型往往会引发合法性危机。现代化促使人们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以世袭权威或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已不再被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所认可。人们要求现代合法性应满足两项条件:一是统治须以获得公民的同意为前提;二是统治者必须做出政绩。但处于社会过渡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公平,统治者很难很好地满足这两项条件,这无疑会导致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和疏远,甚至以非法抗争手段挑战政治权威,这就会严重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靠浴血奋战,夺取政权而建立权威的,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9]。随着形势的变化,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也使权威受到挑战,这些都一定程度地降低了人们对权威的信任,所以,中共提出了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了要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以加强政治的权威性。就如十六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5]。

  第三,培育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的匡约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公民文化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它是本国政治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反映。阿尔蒙德与维尔巴主编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认为,根据一国人民对政治系统和自身的态度,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地域性政治文化、依附性政治文化、参与性政治文化。实际上公民文化都是混合型,只是在混合型中哪一种类型更占主导地位。中国受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影响,依附型的色彩更浓。在发展民主政治的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要尽力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均表现出明确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体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8](P91)。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政治参与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一是我国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有相当数量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动员参与型或消极参与型。二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有的公民政治参与不是基于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不是出于对权利和义务有机统一的认识,不是出于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考虑,而是凭一时的热情或冲动,有的甚至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因而,政治参与缺乏理智性。亨廷顿曾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单元中参与政治和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扩大。”[10](P34)如果现代化从经济上来说是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从政治上来说则是提高他们的参政兴趣和能力。

  当然,公民政治参与的幅度与深度要伴随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它应是在有序性、制度化的基础上的参与。否则,就会表现为一种畸型的政治狂热。也就是说,培育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必须是适度的、与之相匹配的。参与期望值过高易产生不安定因素,因为过高的期望一旦得不到相应满足,人们就会产生挫折感、产生不满、甚至产生对立情绪,极易采取过激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机制,政治体系可能陷入被动,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所以要提高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育与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型的公民文化。

  第四,弘扬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蕴涵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君轻民贵的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等,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理念是“和”。2002年10月,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中就谈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辅相成。”胡锦涛也曾说“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人类政治生活中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和”,因为如果没有“和”,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和睦共处的。更精妙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的“和”的同时,承认“有异”,在“异”的基础上形成“和”,强调多元共处。

  当今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强调“和而不同”极具现实意义。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倡导“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国家之间应当和平相处、和睦善邻,国际争端要和平协商、和平解决;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彼此尊重;表现在各种利益关系上,就是强调公正平等、友善兼顾;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尊重信任、和睦相亲;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这就是说,“和”是一种有机的契合,是一种境界。当然,我们在传承传统政治文化时,应有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弃其糟粕,汲其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第五,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它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始终伴有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内容。在这个历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传播着西式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原则,扩散着西式政治发展道路的示范效应,加剧了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冲突。正如亨廷顿所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输入”[10](P38)。

  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以开放、自信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政治文化。人类文明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或是意识形态愈是具有包容性和整合力,它就愈是丰富博大、历久弥新。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并没有隔断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方向,而是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仍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我们要以海纳百川、熔铸万物的广阔胸怀,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应该说,全球化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也为各国政治文化互补、交融提供了平台和条件。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公共意识、市场意识等,正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我们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必须理性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大胆而合理的改造,注重培育新型的政治文化因子,为现代政治文化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是相伴始终的,是互相推动的过程。和谐社会的构建会推动和谐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而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培育更能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今天,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注: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与社会稳定的研究”(编号05KS1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2005-06-27(1).

  3、罗素.权力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4、王仲田.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5、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1).

  6、张月明,姜琦.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7、西方思想宝库[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8、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1).

  1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8.

  作者简介:

  郭荣华(1964-),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贺瑞虎(1965-),江西莲花人,中共江西上饶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副教授。

  (文章仅供学术交流,文中包含的立场、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所持,不代表人民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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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3)

郭荣华   贺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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