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因惦记伊拉克的石油，就派大兵帮美国人在那里“反恐”。但在日后的英国史著作里，读者可能看不到石油，只看到英国兵在那里维护正义。
这就像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它使一个东方古国陷入风雨飘摇中，但在英国历史书中，这一堪称中国历史转折点的大事件却被忽略或一笔带过。倘若该事件对英国自身历史进程微不足道，倒也罢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凡每个国家都乐于把自己描绘成正义之国，对
自己所犯不义之事讳莫如深，或少谈为妙（路易斯的《英国皇家海军史》无一字涉及鸦片战争，而克拉潘卷帙浩繁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仅以“不光彩”一词带过），但还有一种谈论方式，即把不义之事在道德上“中性化”。
哪怕是左派史家也经常难以与所谓国家利益保持距离。如A.L.莫顿三言两语就打发了鸦片战争，然后说：“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强迫中国人购买印度鸦片，但也为更一般的目的，即扫除那些妨碍英国商品自由进入中国的壁垒。”可据W.威廉斯考证，战前“英国议会的辩论几乎全围绕着鸦片贸易”。此外战前中英贸易规模并不小，只不过英国处于逆差。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明知鸦片违反中英两国政府的禁令（英国的禁令只防止鸦片走私到英国），却认为它于平衡贸易有用，怂恿散商向中国走私鸦片。按说，对鸦片走私进行惩罚合乎两国禁令，但英国政府获知虎门销烟的消息后，立刻对华宣战。
鸦片不是普通商品，而是毒品。英国政府等于在为贩毒提供武装保护。贩毒成了英国的国家行为。某位坎贝尔爵士因分脏不均而嫉恨英国财政部，在下院发言说：“如果中国人为鸦片所毒害，我宁可他们所受的毒害有利于印度臣民，而非财政部。”但帕默斯顿勋爵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才是正途，指示英国驻华贸易代表“务必与中国政府协调，使鸦片作为合法商品进入中国”。果然，在1858年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里，鸦片以“洋药”之合法名称列于米谷、白铅等“准其进口”的物品中。仁慈的英国政府突然关心起中国百姓的感冒发烧来了，非强迫他们服食其疗效显著得连英国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洋药”不可。
英国人的长处在这两位英国绅士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即擅长为本来肮脏的事提供合法性。这种强盗加流氓的手法有时竟使英国人自己感到惭愧，如额尔金勋爵强烈反对鸦片贸易，并把鸦片战争归咎于英方。尽管正是他代表英国政府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上签的字，他却天真地认为鸦片贸易只是个人行为，“对那些为一己私利而践踏这个文明古国的人深恶痛之”。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