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治公交“干股”要寻“可治理状态”

　　■石敬涛

　　“10·1”重庆特大公交车祸发生后，当地有司机举报称，一些公交车之所以疯狂违章，是因为这些车大都与管该线路的交警有关联，一些中巴车甚至背后有交警“占干股”。近日，重庆市开始大规模整顿当地客运交通秩序，清理交警挂靠经营、私营、承包公交车辆，成为整顿工作的重点。（10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重庆市副市长表示，“要掀起更大的反腐廉政风暴，让所有公务人员都不敢染指公共客运交通”。为做好整顿，重庆市公布了举报当地交警经营公交车辆的电话；重庆市公安局则重申，严禁干警以任何形式参与交通运输经营，凡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实一律“脱衣走人”。

　　这是很好的态度，但美中不足的是，据调查，举报电话是重庆市交警总队“自家人”的督察电话。可见，此次治理，很难跳出“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窠臼，因此其前景和效果令人担忧。

　　在阐述“官煤”问题时，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曾提出过“可治理状态”的概念。孙先生认为，干股的问题是否处于可治理状态，关键不在官股本身，而是与此相连的一些其他更为基础的制度或秩序。对于官煤来说，比如销售环节中账目和票据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等。如果有了这两个基础制度的条件，尽管不能说干股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但至少会在各种票据及银行的记录上留下蛛丝马迹。这样，就会使无据可查变为有据可查，使不可治理的状态进入可治理状态。

　　所谓“干股”，往往是无明文协议，也没有正式入账，从而导致“查无实据”。显然，光靠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监督电话”，从技术层面说，并不可能使“无据可查”变为“有据可查”，也不可能使公交干股从“无法治理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

　　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公交“干股”的彻查，不可能单指望红口白牙的“举报”，也不能指望一场整顿风暴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下，“脱衣走人”容易成为执法风暴中的空话，而公交干股以及由此造就的公共交通秩序之乱，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治。公交“干股”“可治理状态”的基础在哪里？这是个需要做制度性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