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面向并惠及民众

　　●社会主义有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含义，也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含义。对后者来说，广泛的社会团结、社会和谐是其应有之义。

　　●公平的共同获利可以带来进取动力和公平感，否则会滋生不满甚至会积累矛盾造

　　●从广大民众基本生活着眼的公共政策，其目标指向的是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其社会效果则是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上进行重大创新，即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在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对《决定》的深刻内涵做一些分析。在这里，社会建设指的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意义上的社会体制的构建，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前者涉及社会的自治和自我秩序的建构问题，在当前情境下这同政府的角色与作用有关。后者则涉及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基本的民生问题。

　　发展经验与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自己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实现方式有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所以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一度受到扭曲性影响。经济体制改革将民生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向现实回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作为被广泛认同的理念指引着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行为。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得到了提高。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使我国的最有力的经济增长能力得到了发挥，这直接导致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应该说，对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把经济增长长期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目标是有问题的。国际经验早已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对“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的倡导，以及罗马俱乐部对世界的警告，看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可怕后果。这种后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在资本与劳动、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关系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依然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大规模的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尖锐冲突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

　　在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甚协调，社会中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及不可忽视的风险的背景下，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决定》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含义，也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含义。对后者来说，广泛的社会团结、社会和谐是其应有之义。注重生产关系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但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也是重要的。

　　普遍增进人民福利

　　由于社会和谐是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共同生活的一种状态，而广义的社会生活又有众多层面，所以对社会和谐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是多样化的。本文认为社会和谐要从宏观结构和制度与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两个方面着眼。所谓宏观结构和制度层面是指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分配领域的基本关系，而这些基本的结构关系又要由有效的制度来保障。而具体问题的处理是指要解决好民生方面的基本问题，广义的它是指要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狭义的是要解决好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在基本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

　　由于我国尚属于不发达国家，因此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们从改革和发展中获得了实惠，这也是社会稳定、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大多数人获得利益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存在着显著差距，甚至这种差距正在抵消获利而产生的积极效果。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获利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获利既是绝对意义上的，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的共同获利可以带来进取动力和公平感，否则会滋生不满甚至会积累矛盾造成社会疏离。《决定》对社会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体现了在改革和发展中民众共同获利、普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思想。无论是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还是促进就业、公平地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以至发展文化事业和保护环境，都是期望使更大多数人获益。很显然，这种从广大民众基本生活着眼的公共政策，其目标指向的是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其社会效果则是社会和谐。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处理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应该摆在重要的地位。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变迁等原因，我国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改革获得显著成果的代价。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被从社会的“中心”抛向边缘，所以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还有，由于他们中一些人的基本生活遇到严重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但很低，而且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困难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关注的，《决定》提出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体现了民本主义的价值观。

　　加强社会体制建设

　　《决定》提出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反映了中央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新的认识高度。社会体制是政府系统之外的社会领域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问题，它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福利等领域讨论的核心问题相关。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性、行政化管理，所以，由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所表征的社会并不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上进行重大创新，即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早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20多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虽有一定进展，但总体上是滞后的。近几年来，中共中央再三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就是立意在上述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表现。要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就要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其中包括社区基层组织、中介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等），增强它们进行社会服务和自律的能力。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在这方面，《决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很具创新性的。现代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困难群体和其他群体走出生存困境、促进个人与社会相互调适、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困难群体解决困难，另一方面会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样，社会工作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贡献就是直接的。同时，正是社会工作的以人为本、为困难人群服务的特点，它在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机构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党中央把发展社会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发展社会工作既是强化为民服务、特别是为困难群体服务的新举措，是发展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部署，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说来，《决定》反映了中共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思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部署。它将面向和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政策的出发点，自然会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并产生出显著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效果。当然，这要经过从纲领到政策再到实践的复杂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包含着新的挑战。⑦4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思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