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王楠、郭跃等乒乓球国手不久前向太原市一家儿童福利院捐赠了一批球拍、球桌。可这些爱心物品并没有物尽其用，反而被积压在库房里——该福利院儿童多数残疾无法打球。在这家儿童福利院的库房里，除了新赠的球拍、球桌等体育器材外，还有成堆成捆的笔记本、铅笔等学习用品，这些物品都无法得到有效利用。（10月19日《人民日报》）
事实上，太原市这家儿童福利院遇到的情况并非独例。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
迅速，但“赠非所需”现象也日惭普遍。今年6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团委号召毕业生为西部贫困儿童捐书，毕业生们纷纷响应。然而，这些诸如《线性代数》之类的书，孩子们要么看不懂，要么根本不感兴趣，80%被当成废纸卖掉了；前不久，浙江台州路桥义工分会为西部贫困地区捐献了整整10吨的衣服，由于凑不足10000元的运输费，至今还堆在当地的仓库里（10月16日《钱江晚报》）……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赠非所需”频现，一是缘于捐受双方互动机制的缺失，缺少牵线搭桥的“红娘”，受捐者究竟需要什么，捐赠者往往不知情；二是缘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捐赠“习惯”——无论企业还是公众，在现金捐赠和实物捐赠的选择中，人们总乐意选择后者，将用不着的大人或者小孩的衣服、玩具、书籍甚至旧鞋等统统捐献出去，至于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则全然不问；三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借“捐赠”作秀，把此当作推销产品、提升个人名气的“道具”。
一边是慈善需求出现巨大缺口，一边却是大量物资“赠非所需”，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既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又亵渎了捐赠者的爱心。这不仅是行善者的尴尬，也是受助人的尴尬，更是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尴尬。在慈善捐赠已日益成为社会救助的重要方式和人们的自觉选择的今天，如果人们的善心善举没有一个通畅透明的捐赠渠道，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呵护，那我国刚刚起步的社会慈善事业便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叫好不叫座儿。
破改这种困局，一是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应当做好日常捐赠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不能按照老套路坐在办公室“想当然”；二是要当好“红娘”，在捐赠者和受助人之间及时架设沟通桥梁，让捐赠者有目的、有对象地进行针对性捐赠，促使“爱心效率”最大化；三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慈善捐赠跟踪“问效”机制，从受捐者使用效率的终端来衡量实际捐赠效果，让一些沽名钓誉者无机可乘。
如此多管齐下，方能使每一次捐赠都成为“雪中送炭”，远离“爱心成鸡肋”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