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涛
重庆“10·1”特大车祸发生后，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交车司机称，那些疯狂违章的公交车之所以能正常营运，是因为这些车背后大多有交警“占干股”（10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如果不是“10·1”特大车祸的发生，公交“干股”的乱象还不知要持续到何时。那么，公交“干股”的治理基础在哪里呢？
在谈到官煤勾结时，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干股”问题是否处于可治理状态，关键不是在官股本身，而是在与此相连的一些其他更为基础的制度或秩序。对于官煤来说，就是销售环节中账目和票据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等更为基础的制度和秩序。如果有了这两个基础条件，就会使无据可查变为有据可查，使不可治理的状态进入可治理状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重庆市对于公交“干股”的整顿，却依然是公布一个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监督电话”，依然是咬牙切齿的“重申”。所谓“干股”，往往无明文协议，也没有正式入账，从而“查无实据”。显然，这种治理思路和手段，从技术层面说，并不可能使“无据可查”变为“有据可查”，也不可能使公交干股从“无法治理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毕竟，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公交“干股”的查处不可能指望真正掌握情况的“干股”参与人的举报，也不可能指望一场整顿执法风暴的震慑。公交“干股”的治理基础在哪里？这个问号值得好好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