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因为创办乡村银行，从第一笔生意向42名农妇贷款27美元，到今天向大约660万贫困人口贷款超过57亿美元，而被称为小额贷款之父，并于此前不久荣获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国际上已经运作成功的小额贷款组织模式，在我国由于金融管制等问题，一直发展迟缓。目前总贷款量不足10亿元。眼下，尤努斯正在中国。他认为，中国有条件成为小额信贷的巨人，前提是要理顺一系列包括“只贷不存”政策与监管混乱的问题。
“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遇阻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体制障碍。”尤努斯如是说。他指出，目前孟加拉乡村银行67%的资金来自借款人，中国可以考虑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限制，最终允许它们吸收存款，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对此，中国银监会研究局有关官员则表示，小额信贷这一类机构在中国如何发展还需要研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引进中国，变成一种有效的金融模式，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
尤努斯的话不假，中国官员的谨慎也有道理。去年下半年，中国成立了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小额信贷试点由私人出资，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但不能吸收存款。这也就是目前所说的“只贷不存”的限制。在尤努斯看来，“只贷不存”原则，等于“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在我们看来，这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另外，小额贷款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不是银行，谁来监管，如何监管等问题也都还没有明确答案。
法律上有禁区，政策上有限制，监管上有盲点，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可以用来说明当前工作的难度，但不能成为我们不努力加快进行金融体制创新的借口。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不也是传统银行体制中的一个“异物”吗？有人说，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其成功经验不可复制，事实上，他的经验已被成功推广到亚洲、欧洲，甚至美国。进而言之，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孟加拉国，又有谁会认为这样的银行能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起呢？
尤努斯曾指出，“做好小额信贷，不能与正规金融程序一样，就像不能穿皮鞋到稻田去一样”。这其实不是说金融程序不重要，不是说商业规矩不重要，而是说，必须结合农村和农民的现实，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并相应得到回报。虽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的贷款业务向穷人和乞丐开放，不需要任何抵押，但背后是有着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做保障的。在这里，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抵押担保制度，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是的，他为穷人考虑，但他也是银行家，是极具创造性的银行家。
眼下，广大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是金融机构不愿光顾的空白地带。尤努斯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金融机构不愿光顾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需求，良好的金融服务是农村和农民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和走向富裕之路的重要部分。所以，尤努斯来了，我们先别急着说：国情不同，模式不能照搬。而是应当认真地向人家学习，深挖其模式的内涵，用创造性的办法来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金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