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端 若有来世再做教师

　　严端教授今年七十有二，在中国政法大学素有“才女”之称。她用一生的工作，见证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听到先生提及只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生起落，我分明看到了老人的神伤。

　　1952年，18岁的严端投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而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即原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生。毕业留校一年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

　　1957年，严端研究生毕业，面对注定了的学术人生，意气风发准备大有作为的她，却面临着一场飞来横祸。那一年，严端被划为“右派”。其罪名中最重的是因其在给本科生上课时讲授、赞成无罪推定原则而被称“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法律观点”。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本该站在讲台上的她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和江平等人一起，加入了农村“大跃进”的行列，干了各种农家活、山里活。“当时我和孙丙珠教授一起要养几百头猪，拉泔水，喂食扫圈、给猪接生。咳！我干活可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差呵！”在老人的笑容背后，是无奈，是遗憾，是辛酸。“那时，不让我讲课，也没有书看，后来回去教了汉语。我的专业，就从此撂下了。”

　　在那些被人误解、身处极端困境的日子中，严端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因为她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纠正偏见的最佳处方。于是，她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政治上的歧视、繁重的农活、亲人离别的痛苦，以及汉语教员、印刷厂校对员等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工作，都没有将其击倒。信念，亲人的理解和关爱，以及那些在逆境中给予她无私帮助的人们，是支撑她一路走来的强大力量，以至于当严端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中时，善良的人们惊喜地说：“严端当了20年的右派，精神没有倒！”

　　1978年12月31日，是严端生命中又一个转折点。那一天，院党委宣布了第一批改正右派名单。那一天，她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中国政法大学徐杰教授说：“我们要开始新的起点了。”在这之后，严端自始至终地参加了1979年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修改工作；给司法部举办的省级干部培训班学员、中央政法干校学员、各级公检法干部以及全国第一届律师学习班学员讲授刑事诉讼法。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说，严端先生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做学问严谨、讲求质量”，“所以学术口碑极佳，影响广泛”。采访中，笔者提出，有一件事让自己不解，严端老师作为在刑诉法学界有很高声望的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什么没有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条件。刚一毕业就赶上了动荡的年代，最应该汲取营养、出成绩的黄金时光白白浪费了。自己外语不娴熟，不能很好地及时、直接了解国际上学科最前沿的发展与动态；同时，作为一名应用法学教授，自己缺乏应有的司法实践经验。时代决定了我只是学生的铺路石。”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严端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并在1985年出任教务长。后因身体原因，在无力教学、行政双肩挑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请辞教务长职务，“因为我觉得我更适合教书。”

　　“63岁的时候我被查出了患有两种癌症。做医生的女儿说，‘两张黄牌，您必须下场’。这之后的9年中，我一心一意地与病魔作斗争。现在看来，效果不错。”老人向我平静地叙说，并且微笑。而我竟一时语噎。

　　采访的最后，自然要请问先生对为之奉献一生的教师职业有何感想。谈及此点，老人的眼眸似乎更加明亮，“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在走过那段崎岖岁月之后，我一直心存感激。多少年来一直都和你们年轻人打交道，让我心态也保持年轻；尤其是精神，充实而又宁静。我今年已经七十有二，如果人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