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名家名曲”将在广东汇演，记者专访著名学者余秋雨：

　　传统戏曲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郭珊实习生陶红灵袁秀丽

　　核心提示

　　本月26日、27日，广东文艺界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中华之声——名家名曲广东演唱会”大幕将启，京剧、梆子、秦腔、粤剧等8朵中国戏曲界奇葩将重临羊城，引领观众梦回那个夜夜箫鼓、百戏竞新的戏剧黄金年代。

　　或许对于今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看一出上了年头的老戏，免不了有点张爱玲笔下“洋人看京戏”的味道，一方八仙桌，两把靠背椅，小姐手中扇，武将身后旗，无不是“纷纭、刺眼、神秘、滑稽”的。然而，一出经典戏文，又何尝不是一个跨越时空、通向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神秘地下世界的井口呢？凡是对爱情有所期待的人，一定会被《牡丹亭》里“水袖这么一勾，眼波那么一柔”的缱绻深情所打动；凡是饱经忧患的人，想必也能从《桃花扇》里自刎殉国的将领那句“大小三军，都来看断头将军”的悲呼里读出无限伤恸！

　　余秋雨先生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传统戏曲的魅力，在于它最真实地沉淀着我们祖先的喜怒哀乐，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欣赏一出传统戏曲，也就是在审美境界上重新打量自己和身后那个国家的轮廓。

　　让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那些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的青罗战袍，把耳朵转向那更深夜静之时、惨烈紧张的长串拍板声，让心灵包裹在那些传唱了百年之久的精辟浑朴的字句里，或许你会得出和余先生一样的结论:过去的古曲佳作未必能等同于我们要寻找的审美境界，但我们今天要寻觅的审美境界一定潜伏在那里。

　　［传统戏曲有一种跋山涉水、越村过乡的历史穿透性，有一种市井同乐、渔樵齐悲的空间共享性］

　　记者:您曾经说过，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以昆曲为代表的戏剧，曾经和书法、唐诗构成“社会性痴迷”的对象，其中，沉淀了中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时代发展至今，传统戏剧文化中仍然令部分现代人“痴迷”的地方是什么？

　　余秋雨:传统戏曲的魅力，在于它是千百万普通民众世世代代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最真实地沉淀着我们祖先的喜怒哀乐。小说、戏剧“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乎出于经史之上。”这样，它们也就具有了把持天下人心风俗的功能，这在所有的艺术样式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戏剧的作用如此之大，陈独秀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传统”两字，落在戏曲上，有一种跋山涉水、越村过乡的历史穿透性，有一种市井同乐、渔樵齐悲的空间共享性。与书法、唐诗相比，戏曲还能囊括一切缺少文化常识、甚至文盲的观众。

　　记者:我们希望通过“名家名曲”系列活动重新发现传统戏剧的美，探究它的魂，请问在您看来什么是传统戏剧的“魂”？

　　余秋雨:谁也不能用几个字来概括传统戏曲的“魂”。如果有“魂”，那也就是中国民间社会的道义选择和审美选择在月光下、泥地上的群体汇聚。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订立过一份长达数百年的默契，这份默契又经过一次次的修改。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苦苦寻找这份默契？因为它存世太久，往往被蒙上历史的尘垢、外在的杂质。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在《中国戏剧史》中也反复重申，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认识，说到底，也就是对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历程，也就是中国人在审美境界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戏剧，不是戏剧家给观众的单向馈赠，而是戏剧家在执行观众无声的指令。我在那部书的最后说，传统戏曲其实是从一个美丽的角度提醒观众，也比其他一切艺术都更真实地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当代观众的认可是一种今天的生命状态与一种遥远的生命状态的蓦然遇合］

　　记者:张爱玲曾经如此评价戏剧，说“传统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京戏的美”在于它包含着一个“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将中国千年社会的风俗人情、历史变迁熔铸一炉。您觉得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在那些讲述了千百遍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包含其中的心灵诉求？

　　余秋雨:张爱玲看过的中国传统戏曲很少，有这样的感悟，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她说的那种“狭小而整齐的道德系统”，与现代社会有极大的距离，不要直接对应。我们会欣赏传统戏曲中极少经典作品的整体审美格调，如《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赵氏孤儿》，但对其他作品却很难这样做。京剧在音乐唱腔上值得称道，但在文学等级和精神内涵上一般都比较简陋，更不必说现代人文理想了。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一切艺术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接受者，而一切接受者都在寻找着接受对象”。那么今天，您认为谁会是戏剧艺术的知音？有很多人都说传统戏剧离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已经很遥远了，缺乏生命力了，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余秋雨:戏剧艺术渐渐远离人们，有两个原因，一是戏剧家懒惰，没有根据广大民众的审美走向而进行有效的艺术创新，有的创新不被广大民众接受，表明花的功夫还不够；二是观众浮躁，耐不下心来看戏了。希望这两个原因都是暂时的。但无论如何，戏剧的生命力在于被当下观众自愿接受。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在新世纪的命运，最终都是由当代观众的弃取来决定的。官方的关注、专家的呼号、国粹的认定、奖杯的鼓励，其实都无足轻重。当代观众的认可，是一种今天的生命状态与一种遥远的生命状态的蓦然遇合，相见恨晚，哪怕仅仅是轻轻一段，不知由来却又深深入耳、挥之不去。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感性接受，也是艺术的传承与哲学和科学传承最大的不同。

　　［最重要的戏剧现象，最杰出的戏剧作品，都无法离开热闹街市中各色人等的聚合］

　　记者:您说过，艺术史上任何一种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戏剧的衰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吗？那么不久前，白先勇先生发起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广受欢迎，场场爆满，这一案例就复兴戏剧而言是否具有普遍代表意义？

　　余秋雨:白先勇先生主持的青春版《牡丹亭》，从排练到演出的全过程，我和马兰都有幸参与了，台湾出的那本总结性的文集还是我写的序。我所感动的是白先勇先生对古老文化遗产的守护精神。这是多方面姻缘汇聚的特例，证明了现代人也有可能在古典文化中找到某种现代呈现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远久的魅力、隔代的歌声。我们再喜欢，也不能以此来替代当下创新。更何况，这样的呈现水平本来就是罕见的，别人很难追慕，因此也不可能通例。如果成为通例，就太拥挤了。

　　记者:您在新作《笛声何处》中称，戏剧的生机还是在民间，我们在乡村采访时发现，逢年过节，很多农村还保留着请乡间戏班“唱大戏”的风俗。有人甚至据此认为地方戏在将来或许比京剧更具有生长的空间。还有人说，复兴戏剧可能要经过一个“乡村包围城市”的过程。您认为如何？

　　余秋雨:我们说过，城市中的市民口味曾对戏剧艺术的成熟作了关键性的催发，那么，戏剧以后发展的主体航道，也还是在城市中。最重要的戏剧现象，最杰出的戏剧作品，都无法离开热闹街市中各色人等的聚合；即便是在乡间阡陌间孕育的曲调和故事，即便是在远村贫舍中写出的剧本和唱词，也需要在人头济济的城市显身，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存在，留之于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正视散布在广阔原野间的戏剧品类的存在，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在与城市演出竞争。流浪戏班并不拒绝向风靡都市的一代名剧学习，又以自己独特的办法维系着广大的农村观众，到一定的时候，它们的作品，就向城市进发了。原先占据着都市舞台的戏剧品类，未必永远具有抵挡它们的力量。乡村和城市，本应拥有不同的文化方式，不必“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即使在乡村，地方戏曲也应不断创新。

　　［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须以“听觉征服”为至高标准；贫于音乐改革，宁肯不要改革］

　　记者:您所说的创新主要是指哪方面的？

　　余秋雨:我说的创新，首先是在唱腔、音乐方面，而不是指题材翻新。我在《中国戏剧史》中也说过:以诗化追求为中轴的写意风格，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主要表现在音乐、唱腔上，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须以“听觉征服”为至高标准。关于这一点，书中的有关北曲的定夺、昆腔的改革、花部的兴起等章节中都作过详细阐述。纵观国际，欧洲歌剧和美国音乐剧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自从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以来，中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巍巍大家。其实，贫于音乐改革，宁肯不要改革；漠视音乐之路，必然会失去中国戏曲。

　　［广东省的“名家名曲大汇演”把选择放在普及和传承上，体现了一种南方的选择眼光］

　　记者:举办“名家名曲”大汇演将固定成为广东省每年一度的文化品牌，请问您觉得这一活动的开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戏剧艺术的普及和传承？

　　余秋雨:这件事办得不错，因为它把选择放在普及和传承上。全国的剧种有317种，时间的力量在不断地对它们进行着选择和淘汰。广东省的“名家名曲大汇演”，体现了一种南方的选择眼光，这就启发全国各地主动地把握选择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如果317种剧种全都“振兴”，全都延续，这将是一场文化灾难，也是一种文化倒退。文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去芜杂存菁华的过程，但是任何剧种都不会承认自己是“芜杂”而不是“菁华”，因此就要调动全国的审美机制。只有严加选择，才可能有健康的传承。在这方面，广东带了头。广东在经济为全国带过头，这次是在文化上带头了，令人钦佩。

　　记者:对于广东这一文化盛事您有何建议？

　　余秋雨:我的建议是，最好能更多地阐述选择的理由，不要怕得罪别人。只有选择，这次活动的学术意义才会体现得更深刻。

　　“名家名曲”部分剧目点评

　　1、京剧《廉吏于成龙》

　　这部新编历史剧讲的是300多年前清官于成龙的故事，由清末小说题材改编。小说还被拍过电视剧，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剧目，也是考虑到了题材本身的知名度。一方面，它具有很好的宣传价值，具有一定的票房价值。另方面，剧目本身与现代人的情感理念具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可以满足现代的娱乐性，又可以展现京剧中表演、唱腔的艺术特色，更反映了传统题材和现代审美要求的完美吻合。

　　2、京剧《江姐》

　　《江姐》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剧本了，也被演绎成现代歌剧、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样式。京剧本身具有它独具的魅力，江姐这个人物形象更具有一定的“回头率”，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穿着红毛衣、英姿飒爽的女性，她美丽坚强，能忍受各种严刑拷打，这种连男人都可能无法做到的事情，让一个千百年来被视为弱者的女人去承担，这是震撼人心的，这种可歌可泣的精神品质足以打动人，这首先就占据了舞台表演艺术的天然优势。

　　3、评剧《秦香莲》

　　从戏剧史上，评剧这个剧种起步比较晚，是从京剧那里移植过来的，大概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初。《秦香莲》也是一个经典题材的剧目。包拯、陈世美已经超越了人物性格的表面性质而凝固成了文化符号。他们身上寄托了我们民族的传统人文道德，尤其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层的“义”“礼”观念。到现在，陈世美就是“背信弃义”的代名词，包拯就是“大义凛然”“为民做主”的旗帜，在民间文化土壤中，他们都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4、评剧《杨三姐告状》

　　从江姐到杨三姐，这些人物都能表达人类追求正义、善良的美好愿望。同时，这些剧目也考虑了“看”与“被看”的舞台艺术。“被看的”都是美丽大方，善良的女人，而“看”的人多为男人，所以，展现女人们去告状的种种艰辛和曲折的历程，能博得更多人的同情，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正如《杨三姐告状》肯定比《杨三伯告状》好看。

　　5、梆子《钟馗嫁妹》

　　这种剧种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在民间还是挺有市场，大家都挺喜欢看。钟馗这个人物非常典型，具有神话的理想色彩，后来他也做了门神。他外貌奇丑无比，但内心却非常善良。所以他把“美”和“丑”的两种艺术特色都发挥到了极至。丑也丑到家，内心的善良也非常感人。

　　6、秦腔《迟开的玫瑰》

　　这是现代题材，也是以女性的奋斗历程为蓝本，和前面的杨三姐、江姐也是有类似的道义色彩。

　　7、花鼓戏《刘海砍樵》

　　剧目和我们熟悉的《白蛇传》《田螺姑娘》都有类似的情节模式，很有代表性。男主人公忠厚善良，但是他们过得非常清贫，后来由于碰到了法力无边的狐仙，不仅改变了窘况，而且还赢得了狐仙的爱慕，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可能是每个普通老百姓都有的想法，可以算是“成人的童话”。

　　8、晋剧《采桑》

　　《采桑》也表达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戏曲的魅力也就在于“用最简单的故事”满足人们最深层的心理期待，可以潜移默化地提升观众的鉴赏水平，同时达到“移风俗，美教化，正人伦”的效果。

　　(点评人: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袁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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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内地热演，也受到余秋雨肯定。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