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两种不同的投资观

　　据《中国青年报》10月22日载，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今天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论坛活动”上表示，中国人是很讲究信誉的，同时也是很有创业精神很勤奋的人，如果能够把钱贷给穷人，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且是他相信，穷人一定是讲诚信的，是可以相信的。今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穆罕默德·尤努斯为穷人投资办银行，为穷人发放小额贷款，使我联想到近日读到的一则有趣的故事（见〈到底谁在抛弃中国〉一文），它是以故事来论世事的，主要是讲财富的再生机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的关键在哪里？考察的是企业家的长远眼光。虽然只是一地一事，甚至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对我们一个市、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的各给政府，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等，都极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性。

　　《到底谁在抛弃中国》中介绍，有两个企业家前来投资。

　　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娶妻生子，更没钱寄回家孝敬父母和关心家人，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于是有人可能想到会绑架老板，或者勒索老板的钱财。对于工人来说，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过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老板的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任何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治安一片混乱，杀人抢劫时有发生，人人思迁，若干年以后，这里有可能变成一片废墟。

　　第二种情况是：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职工住房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一部分继续开金矿进行盈利，一部分投资其它方面，如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如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又可以开饭店，在为工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又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工人的家庭中的财富也不断壮大增加。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投资者又可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又有人投资电影院和商店等，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而在这50年里，当初投资的企业家也赚了不知多少钱，前来打工的工人在这里安家乐业，赚钱养家，甚至自己后来也成了小投资者，投资其它行业赚钱等，一片繁荣兴旺。

　　由此可见，一个人赚钱发财，终究是发不了大财的，甚至有可能生命受到威胁而没有保障。相反，如果将赚来的财富让工人分享，让工人从中得到实惠，让工人在这里安家乐业，不但投资者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工人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它符合我们所提倡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宗旨。

　　再看看现在一些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低得可怜的工资，实在没有办法克扣时，就想办法拖欠，能拖一天是一天，直到不给为止，于是工人愤而生恨，于是抢劫、绑架老板或其子女，或以生命作法码，爬塔跳桥以自杀相威胁，讨回自己的工资，老板最后也会受到法治和社会的惩罚，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价格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自己的产品增加了销路，工人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内需拉动了，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岂非咄咄怪事？

　　一个企业以拖欠克扣打工者工资为能事，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劫贫济富，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GDP高涨，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是弱势群体在分担改革的成本而不是富裕阶层。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套房子而成为“房奴”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花钱消费拉动内需？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钱看起来不少，但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为孩子上学而卖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会这样？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和政府，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搜刮钱财？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是被收买，二是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灵魂出窍，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国家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权，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一个人的财富观，谁也没有想到会影响到一个阶层，甚至一个社会。不同的财富观，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谁说个人不能造就历史？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投资观，就会缔造出不同的社会，如今我们应该作何感想？不是很明白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