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家视角：谁说“性贿赂”不算“贿赂”？

　　□王琳

　　贿赂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因贿赂罪而致损的，并非仅仅是那些公私财物，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是比侵财犯罪严重得多的职务犯罪。

　　《检察日报》近日刊登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伟的文章，文章称，提供性服

　　非财产性利益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姜检察长也说得较模糊，他用了“有的”这样不特指的用语。这是因为，确实“有的”非财产性利益，如拍马屁，装孙子等等常见的取悦人的高招，是无法将之纳入贿赂犯罪范围的。但具体到“性贿赂”上，是否应认定为贿赂罪，应当说在今天的法学界争议并不大。现行的《刑法》是1979年制定的，那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妥协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刑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和那个年代的其他法律一样，《刑法》中也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荒唐的规定。比如那时候的主流法学家固执地认为精神是无价的，因此，精神损失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也就是不需要赔偿的。用金钱来赔偿精神损失，在一些法学家的眼里，反倒成了对精神的侮辱。这种当时“主流”的观念很直接地体现在立法中，一直到现在，关于精神损失不赔的规定在刑事司法中还没有被纠正过来。所以，那个因为编发了条短信就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的重庆小吏秦中飞，即使被认定为冤狱苦主，也只能得到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又比如熟人之间的犯罪，尤其是利用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犯罪，我们的《刑法》处罚得明显比其他同类的犯罪要轻得多。像虐待罪，即便虐待致死，也不过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杀人，最高刑则是死刑。打个比方，有个不肖之子，明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故意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穿，还动辄拳脚侍候。若父母在饥寒交迫中含恨死去，这儿子也只是个“虐待罪”，最高刑也只能判七年。若父母不堪虐待，给不肖子的饭里拌了点“毒鼠强”，如果得逞，“故意杀人罪”无疑。即使未得逞的，也是“故意杀人未遂”。不要觉得我们的刑法不可能这么没“天理”，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些规定还是那么没“道理”。广州白云区几年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母亲和一个继父，对轻度弱智的儿子长期虐待，饿饭、捆绑、殴打，甚至关猫笼等等残忍手段用到了极致，最终将儿子活生生地打死在家中。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虐待行为惨无人道”，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是如何被惩处的呢？一个3年，一个4年！真是没人道呀！如果被害人换成是别人家的小孩，毫无疑问，“故意杀人罪”！至于性贿赂应纳入贿赂罪，姜检察长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我也很认同。过去我们将贿赂罪的“贿赂”仅限定为财物，那是当时某些主流刑法学家的产物。我曾听过这些大家的解释，他们说这“贿赂”从“贝”，意思就是钱财，如果不是钱财，那就不好认定为“贿赂”。但今天我们知道，贿赂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因贿赂罪而致损的，并非仅仅是那些公私财物，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是比侵财犯罪严重得多的职务犯罪。既然侵犯的是廉洁制度，就不要去为贿赂罪设定什么起刑“数额”，收一个4999元的红包，和收一个5000的红包，其实没有实质的差别。既然侵犯的是廉洁制度，就不能将“贿赂”限定为钱财，像提供性服务，为领导小孩安排个好工作，给一个将来才具财产利益的指标等等，都会破坏公职人员的廉洁。

　　不过，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的方式方法却是可以讨论的。前些年的刑法年会上，有个学者提出应设立“性贿赂罪”。我曾将这种学术主张称为“罪名狂热症”。用刑法规制“性贿赂”，其实完全用不着单设罪名，将现有“贿赂罪”中“贿赂”的外延稍作合理的扩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性贿赂”还是“贿赂罪”，用不着弄什么“性贿赂罪”。如果以送的什么东西来定罪名，这罪名还设得过来吗？（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