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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反抗一种“纸上的文学”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7日09:57 四川新闻网

  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我期待出现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的作家。

  现在文坛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需要重新跟社会对接,需要回到现在的生活现场,这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文学有段时间是过于玄学化、过于抽象化了,好像文学在面对现实和当下的问题上是无效的。这不正常。钱穆先生说过,晚清文化衰落是因为文化成了“纸上

的文化”,套用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代文学一度也衰落成了“纸上的文学”?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本就是“纸上的”,但我以为,在纸的背后,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空间。

  可是,我注意到,在现有的文学实践中,很容易出现两个文学极端:一是“极端抽象”的写作,这个我们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革命时期,就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语言、形式、叙事方面进行探索,这为文学拓展了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玄学、抽象的作品,一般的读者无法卒读;另一种是“极端写实”的写作,非常的写实,非常具体、琐碎、世俗,贴着地面,完全是形而下的,这成了一种文学潮流,包括那些过日子型的小说,还有一些缺乏艺术提炼的口语诗歌等。这两种写作,现在看来都有局限性,都走了极端。当革命大潮退去,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

  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

  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正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可能性。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但现实中很多作家仅仅是在写作,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描述一种状态而已,很少有人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联于自我追问、自我追溯,连自我都不追问了,更不用说追问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了。没有追问和沉思的写作往往是苍白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作家被文学创新、文学革命的潮流所驱动,写作很容易偏于艺术革新、艺术实验,而今天,消费主义兴起,写作又很容易偏于另一端,试图以内容取胜。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整体感的文学?作家是不是应该有更健全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维度,来保证他的写作接通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文学血脉?形式革命、语言探索、叙事建构、存在关怀,等等,这些过去许多人为之付出劳苦的领域,今天成了当代文学的小小的遗产,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细微方面的变化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期待出现这样的作家:艺术上有创新,语言上有追求,精神上有更健全的维度,从而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存在的意义、生与死、人性、宗教意识等应该纳入当代写作的精神维度中去。

  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这种艺术方面的自觉,又有精神方面的广阔视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对文学世界作出整体观照的作家。只是在某些细微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只有能进行整体性自我塑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大作品来。

  “慢”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观

  我常想,文学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复杂。二十世纪是把文学复杂化的世纪。过度复杂化之后,我很想知道,文学,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更单纯、更基本的层面来思考?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变化,可在变化的下面,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核心———跟我们的内心、人性、最原始的精神经验相对应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文学现在是否应该“慢”下来?很多人崇尚“快”———快速写作,快速出版,快速成名……但我认为,“慢”才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至失传。一“慢”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世界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事物,等等,始终都未曾发生多大的变化。

  由此我就想,现在的作家应该重新找回一种对世界极为单纯、简明、基本的认识能力,以直达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很简单,但其核心却是一些不变的、永远的、基本的问题,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还有唐诗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简单的句子,在反复吟诵的过程中却能产生一种美、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世界的本质,个人丰富的内心,连接于那些恒常的、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

  由此可见,我们也曾拥有过这么一笔伟大的遗产,它能把世界的本质、核心,用简明、单纯的方式表达出来,重新让我们感受到话语的力量。原来单纯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富的东西;原来最本质的往往是最简明的。简明、单纯地抵达世界那不变的、永恒的、本质性的核心是可能的,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将之这样呈现出来。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文学被过度复杂化之后,在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获得对世界基本性问题的单纯、清明、透彻又直达核心的认识能力?这不是幻想,因为我们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伟大的说话方式。

  □谢有顺(广州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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