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韩国前总理谈“新村运动”的感悟

　　■郭松民

　　前段时间，忽然兴起了一场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的风潮，我对此曾不以为然，觉得这无非是农业口官员借由头公费旅游罢了。但看了韩国前总理、现任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对“新村运动”经验的介绍(《人民日报》11月6日)，我发现韩国经验确有不少可取之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李寿成说，为了帮助农村培养人才，当年的韩国政府规定，“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

　　这样的规定，对农村来说，至少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积极后果：第一，保证了农村青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因为农村的基础教育无疑是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如果让农村考生和城市考生按照同一分数线录取，实际上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而规定大学对农村考生的录取比例，就是对这种不平等的一种矫正；第二，对农村大学生实行全部免费并且提供奖学金的做法，确保了这些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够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重返农村，成为新村运动的骨干力量。

　　反观中国的现实，我们就应该感到非常惭愧了：一方面，农村青年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贫困的农村青年同样要支付高额的学费，这些钱主要是靠他们的家庭节衣缩食、借贷乃至卖血、卖肾换来的。他们毕业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要赶快挣钱收回成本，这时要求他们回农村服务，不仅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二是李寿成介绍说，“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正是这种精神保证了“新村运动”的成功，他还特别强调“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

　　对中国农民来说，勤勉是毫无疑义甚至举世闻名的；中国农民也不缺乏自助精神，至少从“大包干”被在全国推广开始，他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唯一的一块“短板”，看起来就是“协同”，也就是合作了。而要建设新农村，没有农民之间的相互“协同”，是不可想象的——修水利、修道路，需要“协同”；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想在市场卖个好价钱，需要“协同”；如果遇到政府和开发商征用土地，想争取一个公道的补偿标准，就更需要“协同”了……如何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是赞同蜂拥着去韩国考察。道理很简单：当年韩国人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取经就搞成了“新村运动”，韩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就做不到？何况现在还是信息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