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高考招生改革：挑战社会诚信

　　■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文明基础和制度保障，否则得不偿失。

　　■西方国家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们应当借鉴，但不能照搬。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与社会诚信的提升大致同步，但不改革将冒牺牲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风险，也将会削弱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高考招生，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育的价值走向，而且关乎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涉及千家万户，与考生前途攸关。因此，高考招生改革的一招一式，都需综合考虑，谨慎行事。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存在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几乎完全以一次性考试的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的一考定终生式的考录制度，就是一个一直招致普遍批评的重大问题。这一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导致了学校及考生错误的应试方式，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考多少就教多少学多少，严重忽视非考试科目甚至考试科目中的非考试内容;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教育的深度功利化、价值外在化，违背了教育的信念、信仰和基础教育的本旨，进而造成学生发展的片面和畸形，遗患无穷。因此，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必须要逐步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的改革把学生的平时成绩、日常表现和综合素质等有效地纳入到录取条件中来，以克服以几门考试科目的一次性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唯一标准的弊端。然而，尽管这一改革在理论上几乎是众望所归，但真要实施，却难而又难，反对者也相当众多。为什么?因为教育改革往往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文明基础和制度保障，否则，改革将得不偿失，甚至不如不改。因此，教育改革不是只要认准怎么好就可以怎么改，也不是在别的国家被实践证明了的好办法就一定可以完全应用于另一个国家。为什么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并不是人们不想改革，而是担心这种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文明基础和制度保障，败坏社会风气，滋生新的腐败。要想把学生的平时成绩、日常表现和综合素质纳入到高校招生录取条件中，对社会诚信就是一个直接的拷问和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应如何思考，如何面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考招生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更有利于健康的教育价值导向，更有利于全面、综合地选拔人才，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有一套比较成熟、有效的做法，并被实践所证明。这些做法尽管不能、也无法照搬，但其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的高考招生制度是西方国家中较为典型也较为先进的，采取的是所谓“三合一”的评价模式:即高考成绩(SAT——学术能力测试或ACT——美国学院测试)、高中4年成绩和综合素质。SAT和ACT是当今美国最为主要的两种高校入学考试(1年开考7次)，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条件。

　　但美国学生上大学绝非单凭高考分数，平时成绩也举足轻重。高中各科的期评成绩必须达到B(良好)，才能被本科大学录取。期评成绩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平时作业，占50%;项目评分(即某一门课程布置的专题任务)，占25%;考试成绩，占25%。美国高中生的期末成绩总评分为5个等级，要想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和考上大学，4年的各科期评成绩必须在3分以上。

　　此外，综合素质(包括特殊能力)，在高校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录取条件中也是至关重要的。高中生的“综合素质”由各种社会活动成绩来参照——体育活动:如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州际比赛、校际比赛，或参加过学校哪一级运动队等等;文娱活动:如学过什么乐器，参加过什么剧团，在哪里演出过，演过什么角色，得过什么奖等等;科技活动:如参加过什么学术俱乐部与学术竞赛，搞过什么发明，得过什么专利和奖项等等;校内活动:如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及任何职务，组织或参与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等等;校外活动:如参加过什么社会组织，任什么职务，组织或参与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等等;个人兴趣:如学习之外有什么爱好，有什么特长及成就，得过什么奖励等等。哈佛大学每年都拒绝大量SAT得满分的所谓“高考状元”，其主要理由就是对隐藏在满分后的“综合素质”不满意。在这方面，名牌大学要求特别高。如果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学习刻苦，考试优秀，但平时不参加其他什么活动，没有任何特色，没有任何学业之外的兴趣，那么尽管一般的学校可能会收你，但像哈佛、耶鲁这类顶尖级大学则很可能不会录取你。有些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但可能就因为“学雷锋”突出而被名牌大学录取。比如有的学生每年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去为穷人盖房子，为此“感动”了大学而被招入门下。

　　另外，出色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社区服务经历，都是大学录取新生的重要参考，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如此。美国的不少中学里有许多非常活跃的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特别是担任俱乐部的组织领导工作，需要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很能表征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过一个推销了大量童子军饼干的女学生。这个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首席执行官)。见到CEO，她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社区造成的影响……孩子的推销打动了CEO，于是大笔一挥，定购了数量惊人的童子军饼干。孩子的胆略和智慧也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它看重的是这个敢想能做、与众不同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简而言之，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避免了“一卷定终身”的偶然性，如果想上大学特别是好大学，学生就必须认真对待平时的每一次考试和作业，注重一贯表现;二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生偏科和片面发展，绝大多数想上大学的学生都必须比较认真地对待每一门课程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发展的全面性与独特性。什么样的学生称得上优秀和成功?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强调，哈佛眼中的好学生应该是“创造性、广泛的兴趣、独立思考能力”，这三点必不可少。他认为，要成为哈佛的学生，光学习好是不行的，还要看他是否有开创新天地的创造性;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看他是否有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单关心自身专业领域是不足的，还要看他是否有关注其他方面的广泛兴趣。

　　相对而言，中国的高考招生更像是一场赌博，分数优先——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不仅分数几乎成为大学录取新生的唯一依据，而且分数背后还不乏运气成分。这种高考招生制度所导致的分数至上、偏科、兴趣狭窄、片面发展、综合素质低下、缺乏独特性等弊端和短期突击、题海战术、猜题押题等赌徒心理，严重破坏了人的发展。

　　“分数只能成为选拔人才的‘之一手段’，而不能成为‘唯一手段’。”这话恐怕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反对，而且近些年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也一直在朝注重全面性、综合素质和平时表现的方向接近，并随着高考与高中新课程的连接部分省市已制定出相应的实施方案。但人们对此的疑虑也随之而生，甚至忧心忡忡。其中最大的担心，就是害怕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这一改革所需要的社会诚信水平，担心好事办成坏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其他社会改革中类似的情况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许多改革，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文明的支持，这是改革的重要前提，否则，改革就可能从善出发，以恶告终。

　　发达国家的高考招生制度之所以能够比较全面、综合、灵活、自主地评价学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评价经常化、日常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诚信度较高，能够基本保证其客观和公正。平时成绩的判定任课教师可以说是“大权”在握，而且主观性相当强，如果教师不公正，所判定的成绩就缺乏信度。学生的综合素质、平时表现以及社区服务经历等等，往往需要学校或相关机构出具证明材料，如果它们徇私舞弊，势必引发以至鼓励弄虚作假。申请名牌大学如能有名人的推荐往往是相当重要的，但如果推荐人不负责任，就可能误导大学的录取。

　　应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考招生制度是比较先进的，但这是以其社会诚信为前提和条件的。人家的做法固然好，值得借鉴，但并不完全适合我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社会诚信水平还远远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如果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也采用“三合一”的模式，即高考成绩+高中三年成绩+综合素质，那么，除高考成绩这一刚性评价外，谁能保证教师和学校给出的所有学生的高中三年成绩和综合素质方面的弹性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谁能保证这当中不产生权钱交易和人情污染等暗箱操作。如果评价中滋生出腐败，改革将得不偿失，这正是许多人反对将弹性评价纳入到高校招生录取中的重要理由。高考招生首先是要尽可能保证其公平和公正，如果由于社会诚信的原因而滋生出普遍性的腐败，那些没有权、没有钱、没有关系的人就会吃亏，对他们来讲，还不如仅凭高考分数去参与竞争来得公平。

　　我国目前的社会诚信水平的确是令人担忧的。如高校中的许多导师和院系给自己的毕业生所写的推荐信和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不那么实事求是，有些甚至写得天花乱坠，近无原则，大话、套话、好话连篇，严重缺乏诚信，所以现在用人单位和研究生招生单位几乎不看这些推荐信和鉴定意见，它们更相信自己的考察和判断。教育中的学生评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新的教育评价理念提倡评价主体多元化，提出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指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同伴、家长参与到评价中来，使评价成为学校、教师、学生、同伴、家长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活动。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必须要有所改革，否则中国教育的前途堪忧，学生的发展前景堪忧;另一方面，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目前还普遍缺乏以社会诚信为核心的文明基础和制度保障，因而这种改革存在着殃及公平和正义的较大风险。

　　面对这种两难困境，应该怎么办?笔者的态度是，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逐步朝以高考成绩为主、以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为重要参考的方向接近。

　　责任编辑：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