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穷人办银行？

　　■冀志罡专栏

　　孟加拉国的尤纳斯因为创办农村银行，通过为几百万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脱贫而荣获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一时激起无数道德赞誉。诺奖声明说，颁奖给尤纳斯就是为了表彰其帮助穷人的仁慈之心，而和平有赖于贫困人口的减少。

　　没有人反对帮助穷人。但穷人一般不易取得信贷支持创业，原因有三：一是制度障碍使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竞争之下较富有的人更容易得到贷款；二是穷人一般缺少银行认可的抵押资产，信用积累也无从谈起，令放贷者无法衡量风险；三是规模效应，贷款额度越小，单位业务成本就越高，如果不对高利率网开一面，小额贷款必然难以成事。

　　看尤纳斯的成功，要从这三个方面看。道德高调虽然好听，要解决实际问题却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获诺奖者只尤纳斯一人，而小额贷款的试验者却所在多有。就我所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在农村操办过小额贷款。

　　根据尤纳斯的经验，小额贷款要成事，除了主事者的慈悲之心外，政府的宽容不可或缺。这些年非法集资案发生多起，令监管当局对金融有点草木皆兵，凡与此挂钩的民间机构基本上都受到严格规限。这样，互助性质的民间小额借贷固然可以存在，要大量推广、进而形成一种商业模式就不大可能了。

　　要害是，持行政垄断特权的都是国有大银行，而大银行的比较优势是服务大客户。它们资金雄厚、管理流程复杂，如果让这些大鳄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不搞得人仰马翻才是咄咄怪事。也有民营的股份制银行，但同样以服务大客户为上，搞小额贷款是不成的。

　　便于提供小额贷款的，还是小银行。国外有许多社区银行，规模很小，只服务街坊，在这网络时代甚至连电脑都不用，一样活得有声有色。我国在1949年前也有大量小银行，能够为小客户提供从小额储蓄到小额贷款的所有服务。这就好比出外吃饭，既有高级餐厅，也有路边小摊，各取所需就是。如果政府以不卫生为由把路边摊取缔，穷人岂不是就没地方吃饭？

　　据公开资料，尤纳斯从1976年开始尝试小额贷款，1983年正式创办了格莱珉银行，也就是孟加拉国农村银行。这显示了孟加拉国政府对此类民间金融活动的宽容，没有以监管为由阻止其开展业务。这是关键性的制度条件。

　　对中国来说，尤纳斯提供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政府要宽容民间金融。不仅在行业准入上要宽容，在利率管制上也要宽容。如前所述，小额贷款单位业务成本一般较高，若不能以较高利率放贷必然难以维系。公开资料显示，尤纳斯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利息，折算为年率一般高达20％～28％。若在中国，这样的利率一定会背上高利贷的恶名，并遭政府取缔。

　　小额贷款具有高度分散的特点，国有机构打理难以为继。尤纳斯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政府应该放手让民间机构经营小额贷款。在利率方面，也应提供尽量大的空间，允许小额贷款以高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利率发放。

　　而对银行业者来说，尤纳斯则提供了另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经验，就是以贷款者互相监督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风险控制问题。方法倒也简单。申请贷款者以同一社区经济条件相近为基础，每5人结为1个小组。1人赖账，则5人连坐，整个小组都受影响。这样，互相监督与互相帮助结合，使格莱珉银行贷款坏账率空前地低，99％的贷款者都能按时还款，比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还要安全。

　　尤纳斯的小额贷款都是短期贷款，且要求客户每周分期还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同时，在客户成功脱贫后，尤纳斯还会要求其购买格莱珉银行的股份成为股东，以此去帮助其他穷人。

　　所以，尤纳斯的小额贷款模式，不是政府帮助穷人，也不是富人帮助穷人，而是穷人帮助穷人。

　　尤纳斯的经验固然可贵，中国人却没必要妄自菲薄。以小额贷款帮助贫困人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早在1993年就进行了尝试。据了解，当时茅于轼拿出500元在山西临县首开小额贷款先例，在试验成功后逐步扩展。包括吸收私人捐款在内，今天已有130万元资金，覆盖了3个村庄近2500户贫困人口。茅老的经验与尤纳斯相近，以上门服务为原则，向贫困人口提供不超过4000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年利率18％，比尤纳斯的利率还低。

　　限于制度性原因，茅老的小额贷款无缘做大，只能帮助数量有限的穷人。以中国之大，如果政府从一开始就大开方便之门，也许今天摘得诺奖的是茅于轼也未可知。

　　有意思的是，尤纳斯虽然关心穷人，却不知男女平等为何物。他的贷款97％都给了妇女。统计资料说，男性对贷款的胃口一般较大，而还贷率却低得多，信用远不如女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额贷款，也多贷给妇女。这种性别歧视，也算风险控制的重要经验之一。

　　我认为尤纳斯不像慈善家，而更像企业家。他以27美元起家，到今天已累计给660万人发放了57亿美元小额贷款，并使其中60％的人脱离了贫困。他的经验说明，不需要政府的福利，不需要富人的慈悲，靠自己的双手，穷人一样可以脱贫致富。(作者系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P1187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