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性病检查应“一个也不能少”

　　24日，重庆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规定：对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检查费用自理；艾滋病的检查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重庆晚报》11月25日）

　　改革开放后，卖淫成为一个行业死灰复燃，伴随而至的是性病的泛滥、蔓延。权威统计数字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20多年来，全国性病报告病例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年均增长30%，2005年全国报告淋病18.03万例，梅毒12.64万例，分别列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数的第4和第5位，并且，性病传播成为今后我国艾滋病传播与流行的主要途径。可以说，性病“猛于虎”，对公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重视性病防治工作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对性工作者身体及时检查，这对于预防和控制性病传播、控制艾滋病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之所以把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局限于“查获”，估计是因为性工作者轮流动性大，且比较隐蔽，假如把所有卖淫嫖娼者、尤其是性工作者纳入强制性检查，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操作上讲，困难很大，难以落实执行。所以，退而求次之，只能对对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强制性性病检查了。但是，政府对性病的检查只局限于“查获”的做法，肯定会挂一漏万，不能将更多的性病患者纳入有效监控，或者及时诊治，最大化地预防和控制性病传播。毕竟，公安部门能查获的卖淫嫖娼者较之未查获的，恐怕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比例。未及时查获的，仍然是性病的巨大传染源，成为危急公众身心健康的潜在“杀手”。

　　对于卖淫行为，从法理上讲，是违法犯罪；在现实中，却又是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愿意不愿意正视，敢不敢承认，卖淫这个社会毒瘤的确藏污纳垢于一些出租房或者夜总会、歌舞厅、洗浴(足浴)等娱乐场所。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行为的手段，一般拘泥于“突击运动式”，而没有建立其长效防范机制。一边是卖淫行为屡禁不止，沾染性病的人数不断扩大；一边是“运动式”打击手段单一，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有限。所以，对性病检查局限于“查获”，对于防范性病传播恐怕与事无补。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的关键在于假定。”这个观点延伸到社会领域，我们不妨设定一个假定——娱乐场所从业人员“性病”假定，凡从事娱乐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那些专事性工作者，都要列入性病检查范围，定期给予强制性检查。就如同凡从事食品加工、生产、销售者，必须持有健康证一样。这样，才能及时发现性病，防止性病的交叉传染。

　　卖淫行为是可耻的；但是，政府不愿正视卖淫行为的“客观存在”、不把卖淫者纳入有效监管，那才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性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