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现"择城"现象 打工子弟教育仍有难题待解(3)

　　打工子弟很难再回到家乡读书

　　既然在北京上学有那么多的困难，这些孩子能不能回到家乡去上学呢？

　　“回不去了。”蒙蒙的妈妈路平说。

　　蒙蒙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工作有所变动，为了不让蒙蒙再一次转学，路平把蒙蒙送回了老家。可是不到3个月，路平就把蒙蒙接了回来。

　　“考试都不及格。”路平没想到蒙蒙的成绩怎么会一下子跌了下来。

　　问题不在于教育质量的差距，关键是蒙蒙根本无法适应老家的生活和学习。

　　回到家乡，蒙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乡音，听惯父母“普通化”了的乡音，当蒙蒙在学校里遭遇纯正乡音的老师和同学时，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再加上教材也有差别，家乡的3个月，蒙蒙上课几乎都像是在听天书。

　　而且，家乡有着比北京更大的升学压力，学校的作业也比北京多出几倍，这让蒙蒙不胜其烦。

　　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回到家里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更无暇顾及蒙蒙的学习，任由她在村里尽情玩耍。

　　“3个月下来，她几乎成了野丫头。”路平说。

　　没办法，路平又把蒙蒙接了回来。

　　据了解，现在生活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多数出生在北京。根据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结果，20%至30%的低龄流动儿童降生后就一直生活在城市，根本没有回过家乡。虽然在城市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者，但是在他们自己和家乡人的心目中，他们也不属于家乡。

　　“北京的选择余地大，总的来说，这里的教学质量也比老家好，还是留在北京吧，而且在这里还有机会到公办的学校上学，那对孩子来说简直太幸运了。”路平说。正如路平所希望的那样，现在蒙蒙已经在北京一所公办小学上学，蒙蒙穿着妈妈买的漂亮衣服，一点儿也看不出与一般的城市孩子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似乎已无法再回到父母口中的“家乡”了。

　　教育出现了“择城”现象

　　蒙蒙刚被安顿好，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成荣教授曾经提到，我国人口的流动正在逐渐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型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过去的“单身外出”的方式外出，而是以“举家迁移”的形式进行流动。

　　北京教育管理部门一位官员曾经形象地对记者说，前年他们在一对打工夫妻家看到床前摆着两双孩子的小鞋，今年再到他家时小鞋已经变成了5双，家里又多了3个亲戚家的孩子。

　　“你们都觉得我们生活得不怎么样，其实不少人羡慕我们能离北京这么近。”五仙对记者说，“我们不仅打工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

　　继“择校”之后，一种“择城”现象似乎悄悄出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朱永新说。

　　在龙背村，记者看到不少家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或者是父母带着两三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或者是几个兄弟姐妹每对夫妻带着两三个孩子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们把这些孩子安置得越好，就可能有越多的孩子涌入我们这个城市，可一个城市到底能容纳多少外来孩子呢？”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不无忧虑地说。

　　就在记者离开龙背村的时候，又有3个河北农村的孩子来到了这里，他们是来投靠在这里打工的姑姑。

　　朱永新介绍，苏州这两年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苏州已经有60%~70%的打工子弟在公办学校上学。“今年一下子又来了4万多人。”

　　难道真是安置得越好就会吸引越多的打工者把孩子带来？

　　据几名来自河北的打工者介绍，现在他们那里离北京比较近的村镇都不办学校了，“反正年轻人都会来北京打工，孩子自然会带到北京来，比村里的学校不知好多少倍”。

　　“按照一个学校1000人计算，这4万多人，至少需要40个学校。”朱永新不无焦虑地说，“从目前的状况看，苏州市对打工子弟的接收已经基本达到了饱和。”

　　无论有多少困难，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待。

　　既是教育专家同时又主管着一个城市的教育，具有多重身份的朱永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调动流入地承担打工子弟教育的积极性”，国家对每个适龄儿童的教育经费补助要由流入地教育部门享受。国家可以发给这些流动儿童教育补助的凭证，他们流动到哪里，就把凭证交到哪里，凭证所附带的经费补助就会留在哪里，“这样流入地为这些孩子办教育的积极性会提高，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证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

　　其次，要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由于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会牵扯到一个城市的很多职能部门，再加上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是自发形成的。因此，不少城市对这类学校的管理要么听之任之，任其自由发展，要么就是严格取缔。“要对他们进行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朱永新教授介绍，江苏昆山就在实行向每个打工子弟学校派驻督导员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有，“要鼓励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参与到打工子弟教育事业上来”，朱永新教授介绍，国外不少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是由慈善组织参与其中的。这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也能使流动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打工子弟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朱永新教授说，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挑战，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些现在“择城”来到了城市，可是几年以后他们还要面临中考、高考，“现在解决好这第一步的问题，后面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江江、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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