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鬼”盼交税守法经营

　　记者卧底深入了解到极少人关注的“走鬼”真实生活

　　策划统筹：新快报记者张英姿专题执行：新快报记者卜凡王华平尹政军实习生王娟

　　“我们也不想这样每天被城管追赶，我们也想纳税。”在本报记者卧底做“走鬼”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是外来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一般集中在高校、城中村以及繁华的商业街附近摆摊谋生。而绝大多数“走鬼”都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适度的生存空间，他们可以照章纳税，从而结束其与城管之间展开的令他们提心吊胆的“猫鼠游戏”。

　　外地“资深走鬼”曾秋花：苦“忍”挣钱供孩子读书

　　11月20日，秋风起，羊城明显感到了凉意。然而在午夜时分的海珠区滨江路“蓝色康园”背后，却是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十余平方米的空地上聚集了4个烧烤档。没有生意的时候，一家烧烤档的老板娘曾秋花就将目光投射在明康街上———有时会有客人从那里过来；城管如果来查，车也必从那里开来。这是一个身形健硕的农家妇女，今年33岁，来自江西丰城张巷镇戴家村。在广州摆摊多年，堪称羊城“资深走鬼”。

　　打工种地不如摆烧烤

　　曾秋花的丈夫戴新亮早在1989年就来广州打工，会木工活，跟着建筑老板干装修。他们结婚后，曾秋花就跟丈夫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饭。后来丈夫也可以承包点小工程了，就带了几个亲戚过来干活，挣了些钱。“但是他也没文化又忠厚，老板不给他钱，他也不知道去要，后来慢慢就做不下去了。”曾秋花这样形容他丈夫。

　　而他们一家原本在江西老家有3亩水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们也曾经回家种过几年庄稼，但是尽管她很拼命，“可一年到头辛苦下来，也就是落个温饱，根本没有钱供孩子们以后读书”。

　　于是夫妇俩又南下广州，丈夫还是靠木工手艺打打零工，一天挣60元。而她则在中山大学里面摆个小摊，煮几个粽子、炒点瓜子卖。但是，2000年前后，中大里面一律不准摆小摊，曾秋花只好把摊子搬到中大东门，一到晚上，那里有卖水果的、卖麻辣烫的和卖烧烤的，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夜市”。但是在那里摆摊，一过午夜她就没生意了，旁边的烧烤档却很旺，几个摆档的又是江西老乡，曾秋花便起了跟他们学做烧烤的念头。暗自观察了一段时间后，2004年10月，丈夫就发挥他的木工手艺，仿照老乡们的烧烤车自家做了一辆，再添几张桌子，曾秋花的烧烤档就风风火火地开张了。“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我会算，也会招待客人，所以头两年还是赚了一些钱。”虽然曾秋花不肯透露具体数目，但是记者从她手上戴的新玉镯子看出，卖烧烤使他们的生活改善了。

　　上图：“资深走鬼”曾秋花夫妇来自江西，谈起摆烧烤档的种种辛酸，他们也是满脸笑容。依然立吾/摄

　　不识字自创点菜账单

　　11月20日那天，记者到下渡新村踩点，第一次见到曾秋花。见到记者一行4人从明康街走来，她马上满脸堆笑过来招呼：“靓女靓仔，吃不吃烧烤？”

　　记者坐定，随意点了几样东西，她丈夫戴新亮就在烟熏火燎中忙活着，她则很快和我们一个记者攀上了老乡，原来两人同为江西人。记者说想要跟她学做烧烤生意，要在她的摊子旁边再支辆车，但原料由她准备，记者收了钱再返还，她呵呵笑着应承了，且认定记者是要学了手艺开大酒楼的。

　　当晚结账时，记者要求看看账单，曾秋花却扭捏着不愿意给我们看。原来，因为不识字，她的账单上客人点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她自创的“画符”，例如肉串她就画两个圆圈中间加一竖，茄子她就画一个椭圆在其中一头加上一笔。“我这个菜单，连我丈夫都看不懂。”曾秋花不好意思地说。

　　舍不得600元被拘留

　　尽管是在下渡路附近摆烧烤，曾秋花却和丈夫租住在客村。“这边房子太贵了，我们在客村那边跟两个老乡合住三室一厅，一共只要380元。”所以，尽管每天要走很远的路，但是勤俭节约的夫妻俩还是决定不搬家。

　　两人每天中午起床，下午曾秋花到墩和市场买菜，丈夫则在家把肉、菜洗净串好。忙完这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已是傍晚。简单炒两个菜吃罢，稍作休息，曾秋花便骑自行车载着桌椅，丈夫则推着已经点燃木炭的烧烤车，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下渡新村。晚上9时，他们准时开档，通常会摆到凌晨三四点，有时甚至通宵。

　　除了回家过年的一个月，曾秋花两夫妻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其中的艰辛外人很难体会。然而曾秋花觉得最难的是，虽然他们不偷不抢靠双手挣钱，但这个城市并不愿意接受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城管会来驱赶。无数次被没收工具之后，她只能坐在地上哭；住高楼的居民会扔水袋下来赶走她的客人，也淋得她一身湿；而她甚至还因为硬要摆摊，跟中大的保安起了冲突，被带到新港派出所拘留了半个月。

　　其实她本来可以不受这场“牢狱之苦”的。“他们说交600元罚款就可以回家，但我舍不得钱。”曾秋花说。

　　报案拒绝“烂仔”收钱

　　跟所有艰难谋生的人一样，曾秋花在遇到“压迫”时会不顾一切地反抗，显示出泼辣的一面。初到下渡来摆摊的时候，她就用自己的方式，拒绝了盘踞在此的一帮“烂仔”向她“借钱”。

　　曾秋花回忆说，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帮人两次到她摊子上“吃白食”，第三次就直接找她“借三百块钱”。“我说没有，他们就呼啦把我的摊子掀翻，我就坐在地上哭。”然而，哭过之后，曾秋花却做了一件让同行不敢想象的事情———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很快处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再也没来找我要过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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