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鬼”盼交税守法经营(2)

　　忍受磨难供子女读书

　　后来，曾秋花和记者交上了朋友，曾秋花把记者带进了她租住在一楼潮湿而简陋的家。在曾秋花夫妇的卧室的墙上，有两个大大的用木炭写着的“忍”字。

　　“字是我男人写的，因为我们白天经常在外面被人欺负，两夫妻又经常吵架，为了

　　曾秋花说：“等儿女们读完书，长大成人吧。那时候我们就回家种田，混个温饱就行。”

　　提到儿女，曾秋花眼里就闪起了泪花。她说自己一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傍晚6时跟孩子通电话，尽管每次都是说两三分钟后匆匆挂掉。而最让她自豪的也是这三个儿女都很乖。大女儿14岁，念初三；老二是儿子，13岁，上初二；老三也是儿子，6岁，今年才上小学一年级。“我大女儿学习还蛮好，我要供她上大学，我们受够了没文化的苦，不能让孩子们也像我们一样，所以再苦再累我们都会在这里坚持下去。”曾秋花说。

　　广州本土“走鬼”阿超：不要面子是为养家

　　在太平沙，麻辣烫档跟烧烤档比邻而生。在城管“高压”整治后，烧烤档少了，麻辣烫档也只剩“超记”一家。阿超，这家麻辣烫档的老板，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地道广州人。

　　12月7日深夜，记者在珠光街两栋居民楼中间的小院子里找到了“超记”。摊子旁的楼房里就住着阿超一家三口，那是他们因为拆迁补偿而得到的19平方米的家。

　　“身为广州人，怎么抹得下脸做‘走鬼’？”记者单刀直入。

　　“脸面不重要啦，我们一家人要生活啊。”阿超面对记者的提问，连连摆手。

　　他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是广州人，父母生前是二运的搬运工，父母过世后，只在“文革”期间上过中学的他就按照当时的政策顶了班。1986年，阿超下岗，开始了到处打零工的艰辛生活。在此期间，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近十岁的湘妹子，并且生了一个女儿。

　　在市场卖过鸡蛋、做过装修、进过公司，还跟人合伙开过大排档，十年间，阿超几乎做遍了所有的行当。从2000年开始，他开始专注于经营“吃”———在自己家里卖起了煲仔饭。让他自豪的是，他的煲仔饭生意“关张”后两年，居然还有食客打电话要求订餐。

　　“我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吃。”阿超说。因为煲仔饭利润过低，两三年前，他改做起了麻辣烫。对于他来说，这个行当虽然辛苦，但是自由，每个月还能挣上个两三千元。“街道说安排我去当治安员，每月600元，可我不能干呀，我一家三口在广州生活，女儿明年就要上大学，钱根本不够。”阿超说。

　　因为被城管收一次车损失就会接近2000元。采访结束的时候，阿超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划定范围让他们摆卖，他可以照章纳税，但这个场地要优先安排广州本地人。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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