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教育迷狂:“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投入(2)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一份《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进了“体制”内，吃上“国家饭”的(即国企、学校、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仍占到了62.9%。

　　另一份调查，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据《新京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在7419名被调查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

　　对于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想进政府机关，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200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18万，37.6%的比例就意味着6.8万人想去政府机关。但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公务员的计划只有1万人，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也不过录取几千人，显然会令很多人失望。

　　1982年的时候，77和78两届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不过是41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已是多年没有补充大学生了。但2006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413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却已经基本饱和。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变成了极拥挤的钢丝索。这就是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狂热的42比1的现实背景。

　　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钱民辉教授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今天城市里的教育迷狂：“在今天的城市里，家长们其实可选择的余地更小，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从自然、周围环境中找到出路，城市里，孩子没有上大学，他的就业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会去做保姆或保安这种工作吗？”

　　寄希望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学生已被赋予一种光环，公众也有一种普遍期待，似乎他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各个方面什么都能干的精英，所以也成了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钱民辉说，“现在的大学，仍然是培养‘无所不能’精英的模式。其实，高等教育更多地应该培养人们的专业素养，但他们受的教育恰恰没有做这些专业工作的素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将消灭教育崇拜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教育的狂热，或许是源自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同一条路，同一个热门专业，同一个高薪职位。”改变一个城市的教育狂热，要冀望于教育分流。“农村的孩子资源有限，想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试着让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热门的专业就读。”刘京海说。

　　刘京海的女儿上大学，第一次入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休学一年。在这一年的游荡生活里，她培养出了对戏剧的热爱，毕业后转读上海戏剧学院社会表演系的研究生。他女儿的选择，或许算是一个教育专家家庭的身体力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黄艾禾 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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