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更需要的不是涨薪而是发薪(2)

　　尽快实行规范的分包制度

　　可见，曾经助推我国建筑市场冲破低效率篱藩的包工头制度，如今已经不符合市场的内在要求。但是，在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下，分包制度的主流地位却迟迟难以形成。

　　对于规范的劳务企业而言，高企的成本令其竞争力受挫，日常运作举步维艰。例如，劳务企业在初创时就需要筹集资金以应付各种手续费和交纳注册资本金；在正式运作后，劳务企业需要为农民工办理工伤医疗或综合保险等社会保险，并缴纳各种税费。

　　在利润空间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许多包工头拒绝转型为劳务企业的业务经理。

　　对于农民工而言，当前劳务企业能给农民工的仅仅是一份维权依据———劳务合同，与农民工的期待显然相差甚远。似乎原有的包头工还能带来更多灵活的打工机会。对于发包方来说，按照市场原则，发包方一般会选择工程质量有保证、造价低廉的承包商。

　　但劳务企业的额外成本无疑提高了造价，造成了劳务企业在竞标中的劣势地位。

　　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规范劳务企业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扭转我国建筑市场粗放式发展的格局。但是，当前尚需加强制度环境的构建工作，积极引导现有劳务分包企业，为其发展提供法律和税收方面的支持。

　　一味追求低工资、低成本效应的状况必须改变

　　事实上，通过制度变革保障农民工收入提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农民工利益保障的层面，它还涉及到我国整体竞争力的问题。一直以来，劳动成本低廉都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是扣响国际大门的“资本”。但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曾经有报告显示，低廉劳动力的优势却并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大。低下的“生产率”会令这种优势大打折扣。

　　从动态角度看，一味追求表面的低工资、低成本效应，将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收入低下，劳动者的生活质量难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

　　加上社会保障还不健全，内需始终难以提升，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靠外贸和投资，劳动者的收入更加难以提高，其自身及子女接受教育、提高素质的愿望很难获得满足，继而只能无奈地从事低附加值劳动谋生，也就是陷入了无法提升价值效率的困境之中。

　　所以，综合各部门的力量构建先进的制度模式，以保障农民工利益，并由此带动劳动力待遇的整体提升，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