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如何看待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2)

　　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十五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致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说。

　　无疑，15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转轨国家“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由于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15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致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说。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前就不该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如那时杨帆建议的)，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这真叫来得恰是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你说他们是“左”还是“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