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如何看待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3)

　　中国转型成败关乎世界福祸

　　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长远地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表面上，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令人艳羡，各派经济学者都力图以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由此引起一片赞扬声：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然而实际上，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因此这种既非福利亦非自由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对当今世界左右两种主流经济模式都形成了日益严重而且无法回避的挑战：在势不可当的“中国竞争”面前，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水平，自由贸易国家则又酝酿重树贸易壁垒。而不发达国家则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整个全球经济因“中国概念”而面临大洗牌。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以“天平效应”取代“尺蠖效应”

　　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复杂背景下，2002年接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对改革战略进行了调整。打破单纯GDP崇拜而提出“科学发展观”，意识到经济增长不能承载一切而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下决心通过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基础上又提出以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为实质内容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切反映了高层对当今社会矛盾的认识和使改革重获推动力的努力。按高层的说法，“和谐社会”应该达到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者之中，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应当说这的确是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关键。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经济的深刻悖论与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都有根深蒂固的背景，不是简单的调整能够解决。事实上，这一轮改革当初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与如今改革困境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第二轮改革启动后，各方都力图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但这可能不是终结而是深化了改革中的矛盾。当年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一“优越性”在后来的改革中更加突出。

　　然而这样的改革方式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了顽固的“尺蠖效应”：这些年来改革方向经历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几度调整，然而在某些特权利益集团影响下无论向左向右都会发生扭曲：向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政府变“大”时扩权却难以问责，政府变“小”时卸责却不愿限权。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则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向左增加福利、向右增加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显然，过去1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惊人成就。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因此没有理由躺在已有成就上盲目乐观。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到如今这个敏感阶段，面对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紧张加剧的现实，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