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运一起成长

　　家园在守望。春运还没有真正开始，可是思乡的情绪已经开始弥漫，回家的路上已经挤满了行色匆匆归乡心切的人们。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就像候鸟，在远方家园的深情注视下一年一度来回奔波，书写和见证着时代的种种变迁。

　　在杭州列车段工作40年的黄回生说，在他的记忆中，春运的正式出现，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突然冒出来的如潮人群，一下子让铁路有些手足无措，同时也让春运这一人类迁徙史上最为壮观的图景写入了中国的历史。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一年一年演绎着春运故事的主角们也在变，他们在经历春运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成长。他们的脸上，刚走出家门的慌乱迷茫已经渐渐被从容自信所代替，远方的故乡已经成了真正的老家。回家的故事或温暖、或艰辛、或苦涩、或甜蜜，记录着心路历程，也折射着社会的变迁。但有一点却永远不变，那就是亲情。也正因为如此，春运期间，一张小小的车票远远超出了它的本身含义。

　　 春运表情之变——

　　从迷茫惶恐到从容自信

　　黄回生的回忆开启于20年前的这个时候。尽管当时他在火车上已经工作了20年，可那几年刚刚启动的民工潮还是让他束手无措。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面对一个个想努力挤进车里的民工，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说，民工流大规模袭来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空前的人流似乎要把火车的每个缝隙都占满了。

　　“很多时候人多得列车门都没办法开，我只好把老人和孩子一个个通过窗户递进去。”黄回生说这些的时候，笑了笑：你知道么，那几年的春运几乎让我们每个列车员都练就了爬窗户进出列车的好身手。

　　“说实话，10多年前，你在火车上经常可以看到民工哭，他们坐一次车就伤一次心啊。苦累不说，那时候，他们口袋里没有钱。杭州去贵阳，卧铺车厢空无一人，硬座车厢却是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2天2夜，他们就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火车小桌板上出发时是什么样子，到站时也是什么样子，什么东西都不吃，干干净净的，他们吃不起啊。”

　　黄回生说这些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他说，10多年前，那些刚刚从贵阳等西南方向南下的民工们刚上火车的那一刻，表情都是一样的慌乱、紧张。他们背着扁担，带着干辣椒，把几百元钱藏在鞋底里，缝在袜子里，从家乡出来，不知道前方要到的那个城市，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那些年，贵州车也是所有火车中旅途综合征发生最多的车子。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到一个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春运开始了他们在大城市的闯荡。因为信息的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所以，在人挤人的火车上，缝在袜子或者腰带里的那几百元钱，成了他们唯一的资本。因为慌乱迷茫，他们只得处处设防，他们的神态高度紧张，他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对什么人都不信任，生怕随身带的钱被人偷了去。几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人的神经绷得太紧了，终于崩溃了。“那时候，我们在巡查的时候，经常会碰上这样的乘客，他们因高度紧张而出现幻觉。”

　　10多年来，发生在这些民工身上的变化确是显而易见。他们的行李越来越轻，他们的衣着越来越时尚，他们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懂得将钱先汇回家，他们有能力享受卧铺，他们有了手机，他们听着MP3，玩着GAMEBOY，他们回家的旅程越来越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新词汇、比如上网、比如美容、比如和谐，都出现在他们的话语里。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换取血汗钱回家的同时，也用他们的智慧和经历，在城市里学着慢慢成长。

　　于是，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看到的迷茫和无所适从越来越少，在城市的生活，让他们学会了坚强乐观，让他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难怪，黄回生说，现在看他们，和20年前看到的他们大不一样。那时候，他们的身上一眼就能看出初出家门的烙印，而现在的他们，和身边的你我没有太大的区别。

　　 春运观念之变——

　　从大棚车到春运不涨价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为了应付民工潮，铁路部门曾经开过一种由货车改装成的棚客车。人们管它们叫做大棚车。黄回生告诉记者，就是这种棚车，里面还是人挨人，往往还没开车，就已经有人因体力不支晕倒被抬下车。“那时候计划经济的味道还很浓，只要把人运走完成任务就好，哪管人坐得舒不舒服啊。”

　　“后来有了绿皮车，又有了空调车，车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以前那种夹杂着脚臭、体味的气味，渐渐没有了。”自从1996年之后，火车开始提速，铁路也开始了5次自我革命，现在的开行时间大为缩短。

　　在今年32岁的杨建军眼里，如果说火车的变迁让他每年一次的长途迁徙不再那么遭罪，今年春运不涨价的消息更让他悄悄地舒了一口气。“车票不涨价了，省下的钱可以给妈妈带件新衣服呢。”在杭州临平一家箱包厂做修理工的杨建军是贵州遵义人，在外打工7年。从广东到宁波，再从宁波到杭州，杨建军称之为“漂”。

　　“过年了，家总是要回的。”杨建军说，前几年，回家要几个老乡一组，轮流到几个售票窗口买票，有时候甚至要排上好几个通宵。从2004年春节开始，他们第一次不用自己买票。“早就听说春运车票难买，那一年很幸运，是工厂给我们订的火车票。听说现在火车站也会提前开始预先发售民工团体票呢。”

　　尽管如此，每年春运涨价仍是杨建军们心头的痛。“一年就一次，多花就多花点吧，谁让咱中国人多呢。”杨建军们每每这样自嘲。“今年好了，终于不涨价了，看样子铁老大也越来越人性化了。呵呵。”在城市里漂了7年的杨建军很为自己想出了这个新词而得意。

　　这些变化，在杭州火车站工作20多年的售票员方萍萍脑海里，同样记忆深刻。

　　1991年开始，方萍萍调到售票窗口工作，那时候城站售票窗口一共才16个，另外还有武林门和浣纱路两个预售点。高峰时候的队伍可想而见能排多长。

　　“现在城站的30个售票窗口已经全部开起来了，全市还有27个代售点，这几天我们打算把北大厅也开出来，那样的话春运期间杭州的售票窗口一共有97个，跟20年前比一比，翻了十倍都不止。而且现在学生票、民工票都可以预订团队票了，让回家的路走得顺畅些，我们也高兴啊。”

　　

　　春运心情之变——

　　河南成了老家杭州成了家

　　河南小伙子陈松涛10年前来杭州的时候才15岁，家乡的窘迫让他早早出来闯荡。在外打拼，即便这一年过得再艰辛，春节到了，不管离家多远，还是要回家过年。今年自然也不例外，能和陈松涛认识，也是因为陈松涛向本报打听春运火车票的事。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带着想回家的急切，尽管如今25岁的陈松涛已经在杭州灯具市场有了自己的店面，生活也比普通打工者多了份富庶和安宁，可是，思乡的情绪依然没有变。

　　出外打工的第一年春节，赚了点小钱的陈松涛“荣归故里”，特意借了密码箱，买了杭州特产“西湖藕粉”和一些桂圆干、荔枝干回家过节。他说，那时的火车到洛阳要24个小时。人挤人一路熬过来，到站的时候，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涌。

　　“不知道是箱子太满了，还是被挤的关系，密码箱居然就嘭的一声破掉了，里面的东西都撒了一地。幸亏，那时候已经到站了，与能安全回到家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意外。之后，我就这么抱着大包小包回去了。”

　　10年来，最大的感触是，陈松涛的观念变了，他从原来的那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有想法有胆识的新杭州人。

　　“我也跟这个时代接轨了。学会上网了，老婆还是在网上认识的呢。拿钱回家，轻松地带张

银行卡就足够了，不用再严严实实地缝进棉毛衫里。”陈松涛还告诉记者，他今年把堂弟也从老家带到杭州来，现在正帮着照顾店里的生意。

　　10多年来，发生在陈松涛们身上的变化确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陈松涛，经过10年的闯荡，他已经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对他来说，10年春运，河南家乡的家，已渐渐变成了老家。他的新家正渐渐在杭州扎根。

　　陈松涛们正在成长，成长的过程自然不会一帆风顺，有泪水也有痛楚。他们把接受下来的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思潮带回了家乡。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对家乡的反哺。尽管有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太明白他们的经历会给家乡带来怎样的变化，可是他们心里的那种意识，已经开始萌芽。就像陈松涛留给记者的印象一样，他脸上的那种自信，那种从容，可以感染很多人。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通讯员 冯州 申屠文婕 周文丹 记者 葛晓娟 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