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能否讲真话是衡量政治素质高低的表现

　　1月26日的重庆晚报报道了这样两件事。一是已有80岁高龄的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雷亨顺在25日的市民代表座谈会上，对市教委一名副主任在回答一位市民代表关于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不断“抢白”。雷委员之所以不断“抢白”，是因为不满意这位副主任在回答市民问题时的“王顾左右而言它”，要求这位副主任要讲真话。另外一件是重庆市市人大代表刘放针对部分领导发言打官腔的现象，要求改进全市机关文风，鼓励领导干部在坚持讲真话的同时，还要多说有人情味的话的建议，市委办公厅前日专门回函刘放，称其建议已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两件事情，说的是同一个问题：人代代表、政协委员，也就是人民群众对官员的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大话已经非常反感，纷纷要求官员要讲真话。

　　其实，一个官员能否讲真话是衡量这位官员政治素质高低的表现。

　　从历史上看，敢于讲真话的官员都是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员。当代最著名的有彭德怀，古代有诸葛亮、魏征等。而忧国忧民正是一位官员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看如何理解官的作为了？如果把当官仅仅当作是一种享受、一种待遇，当然不会去考虑当官是为了做什么。其实，当官首先是一种责任，无论是过去封建社会的官，还是现在共产党的官。只不过是责任的不同。封建社会官的责任是面向皇帝，所谓“学好文武艺，献与帝王家”。共产党的官的责任是面对人民，

　　而忧国忧民不是一句空话，必须有所体现。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能够讲真话。魏征是如此，彭德怀更是如此。

　　讲真话，不光体现了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胆识。只有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还重的人才能够讲真话。所以，林则徐才会说：“荀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也只有具有一定知识能力的人，才能去伪存真，说出真话。

　　反之，一切不敢讲真话的人，都是官场上的一些老油子，都是把当官看得比他的生命还要重的人。这种人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所以，才不敢负责任，不敢讲真话。

　　因而，能否讲真话不单是文风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