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马英九就没有责任吗?(2)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7日09:39 国际在线

  “国务机要费”问题曝光之后,作为在野党也有两种选择。

  一是承认这是财务制度问题造成的困扰。这也是陈水扁辩称的理由,就是“国务机要费”用于一些秘密公务,付款途径不便公开,自然就没有签收单据,可是财务需要单据入账,财务变通的处理方式,是同意陈水扁用任何发票来报账都可以。这种说法是不是事实,很容易由财务部门证实。承认财务制度不合理,在野党仍然可以要求调查:在这样有漏洞的制度下,陈水扁有没有“钻漏洞”,拿钱回家。

  二是根本不提财务制度问题的前提,渲染陈水扁用日用品收据报“国务机要费”,就完全是贪读的证据。

  这两种选择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要求调查一个有缺陷制度下的可能贪渎,重点在推动司法调查,最终完善制度建设。另一种选择是凭表面证据即可基本判断有罪,可以发动民众要求陈水扁立即放弃权力。

  后来,陈水扁为了证实自己清白,被迫公布部分原来保密的“机要费”用途,其中有一笔20万美元款项资助路径和去向也被公开。这笔款子被接受者公开证实。虽然接受捐助者表明自己并不知道辗转而来的“私人捐款”源头是哪里,可是陈水扁至少可以证明,他必须为一笔他认为必要支付的公款去收集私人发票报销。他的报销单据中出现不实发票,并不绝对等同于贪渎和犯罪,而财务制度却肯定存在困扰。

  因此,在出现这个证据时,马英九作为“在野党”主席,也应该明确指出财务制度本身的问题,呼吁民众冷静,等候司法进一步调查,而不是迎合民众的情绪。马英九从一开始的“现在不下台,死得更难看”,到后来呼吁民进党要“壮士断腕,大义灭亲”,这无论对于一个法学博士还是一个政治领袖而言,表现都有欠深思熟虑。今天的马英九,以及为马英九抱屈的人们,是否想到今天大家面对的特别费困扰,是被一双双手推动出台的,而其中也有自己一双手?

  今天的台湾和过去有着本质差别。这个差别在倒扁干将施明德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施明德提出一点点异议,就有身家性命之虞,今天哪怕是唤起民众千百万,矛头直指台湾一号长官,也可以大大方方,没有任何风险。说句题外话,在百万民众上街,可能失控的关头,施明德宣称,今日要是流血,陈水扁要负全部责任——这也是一句非常不负责任的话。好在大家崇拜施明德,放心把命交给他,且不知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自己推动的局面已经没有十分把握,对后果没准也有点惧怕了。好在最后没有出什么事,也无须追究到底该由谁来承担人命的责任。

  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本质差别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做反对派变得容易,做英雄也变得容易。反倒是不迎合民众很难。这也是考验一个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的时候。而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代价,最终要大家一起支付。

  马英九受到特别费困扰,很可能被起诉。假如起诉,是否就应该放弃竞选呢?假如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放弃竞选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低级错误”。马英九是哈佛法学博士,总不会忘记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在法庭判决有罪以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起诉不是定罪,离法庭判你有罪还早着呢。你不仅是无罪的,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怎可轻言放弃,放弃得没有名堂?这一放弃等于放弃了老师在课堂上教你的法学原则。可是作为个人判断来说,其实最终取决于马英九对自己的判断,取决他对自己的个性、自己承受力的判断。有些人有能力,却只能够承受顺境,不能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下的逆境,就终究不是政治家的素质。这要马英九自己判断,假如是这样,求去也正常,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在未来倘若胜出之后,马英九就可以一直在顺境中领航。今天他是“在野党”领袖,竞选的是台湾最高长官,假如马英九预计自己未来也不能承受类似今天的压力,到大家都指靠他的时候,很可能再度萌生退意,那还是尽早退出为好。

  我们作一个假设,假设今天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都像他所说的,自己没有拿一毛钱,都花在公事上了。这只是财务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那么,如果这样,陈水扁面对今天困扰,有没有理由抱怨?

  这让我再次想起国学大师钱穆搬家的故事。钱穆回到台湾,蒋介石决定送他一栋房子。于是钱穆接受了领导人以“国家名义”给他安排的住宅。在旧制度下,国库党产家产并不严格区分。待到制度转型,台北市查账,说是钱穆受赠的房子产权不清,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于是,台北市政府竟在钱穆96岁高龄时,要他搬离住处。所幸的是,钱穆老得连自己已经搬了家都不知道了。否则怕不是终老,而是要被气死。当时的台北市长就是陈水扁。

  新旧制度转型,是一个走向更合理、更近人情、合常理、认常识的社会。民主社会使民众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权利,使在野政治家获得更多呼唤民众的空间和发挥能力获取权力的可能。可是,更要警惕的,怕是不要滥用了自己得到的机会。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忽略的反倒是责任和义务。只有“执政党”和“在野党”,自己人和反对派,大家承认以前的缺陷,着手修补制度,把公平和正义置于本党本派利益之上,让制度来保障一个祥和的政治环境,以后的道路才会宽阔,台湾的政治家和官员,知识人和百姓,才可能从容得起来。(作者系旅美作家)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上一页] [1] [2]


爱问(iA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