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损害一个行业——郑筱萸如何东窗事发(2)

　　但是，铁腕的郑筱萸并没有使他的计划真正推行下去。以GMP为例，按照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凡未能取得认证的企业，将一律不准进行药品生产。记者整理了郑每年的公开讲话和报告，累计关闭企业数超过4000家。但是药监局的那位退休官员明确地告诉记者，那些关闭企业的数字“是假的”，“这个你可以去问主管司，看他们能否列出有哪些企业被关闭了。”记者获得的数字是，1998年，全国共计有药品生产企业6984家，而到了目前为止，全国拥有的药品生产企业是6600多家。“其间确实也有关闭的，有新开的，但是推行GMP的效果却可见一斑。”

　　GMP的推行不仅效果可疑，还给企业造成巨大负担。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的那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药监局对GMP认证的推行，存在重硬件设施建设，忽视软件管理的毛病。据他们对第一批通过GMP认证的140家企业的调查，平均每个企业花在GMP认证上的费用是3125万元。全国66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光花在GMP认证的费用就超过2000亿。“这给企业造成沉重的压力，使得药品生产企业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缺少发展的动力与创新的能力。”

　　而那位退休高官则告诉本刊记者，全国花在医药及器械认证方面的经费中，除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向银行贷款更是一个巨大数字。

　　他说，对很多地方来说，医药是其经济支柱，所以很多贷款实际上都是由地方政府担保或者在领导的授意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很大部分都注定是要成为烂账”。这位官员明确告诉记者，这些贷款涉及到近20个省，一定程度影响到经济安全，“这也是中央要彻查郑筱萸案的一个重要背景。”

　　郑筱萸的另一项“政绩”是药品的“地标”升“国标”，将新药审批权限也全部收归到国家药监局注册司。

　　各省在“地标”升“国标”的过程中出于地方和部门利益也上下其手。在目前现有的17.2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有15万个都是“地标”升“国标”的药品，“这些药品缺乏临床数据和药学评价指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负责人张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此外，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平均每天约27.4件。国家药监局的那位官员说，新药审批需要的资料正常人简单浏览2个小时是看不完的，足见注册部门的审批“效率”之高。

　　这些审批的新药，更多的不过是给老药“旧瓶新装”，改个剂型、规格，换个包装、名称，就变成“新药”，并以新药标准制定更高的售价。

　　这一局面的另一个受损者是药品业。虽然这一行业外界千夫所指为暴利行业，但其实际情况却颇为惨淡。

　　2006年8月2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报告显示，当年上半年全国有1/3药企亏损，行业利润总额也处于历史低位。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年报分析的数据显示，全国药品生产企业每销售100元所获得的税前利润，2003年是9.4元，2004年是8.8元，2005年是8.4元，2006年是7.98元。而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十七八万户药品零售企业，总体平均利润率不到千分之六，46%的流通企业在亏损。

　　其间原因众多，但也和监管失效造成的行业混乱不无关系。药企要创新，就需要大量投入。但一则全行业的系列认证消耗了大量资金，二则仿制药、改名换剂型的“新药”是更为省事省钱的捷径。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各药企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找路子，和掌控批文的官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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