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故居前的追思：这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3)

　　伍连德自述：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

　　我是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生在南洋的槟榔屿的。我的父亲原是广东台山人，因为谋生到了槟城。我的母亲是一个马来华侨。槟城学校都是用英文授课的，所以在童年时代，我就没有读国文的机会。我在七岁的时候进了槟城免费学校，攻读几近十年。主要功课是英文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拉丁文，几何等课目。我在学校的时候，曾得了不少的奖。其中最难得的要算是皇后奖学金。欲得奖金者必须赴新加坡参加考试，我一共考了三次：第一次及第二次均因我的年纪太轻未被录取；直到第三次才偿了我的心愿，终于获得该项奖金我可以转入英国剑桥义曼留学院做一个医科学生了。奖金数额为二百磅，还要被英国政府扣去所得税若干，所剩下的也就不甚丰裕了。只得竭力节省，总算能够勉强维持。第一年费用很大，又是一个新学生，所以觉得最苦。但是我幸喜有一位仁慈的教师，得了他的鼓励不少；这位教师就是萧恩博士，曾任伦敦气象局局长的。第二年我又得了40磅奖金，因此可以还了一点旧债，第三年运气更好得了第一荣誉，并获得奖金50磅。是年秋间我转往伦敦去应圣玛丽实习医院的奖金考试，结果又幸获奖。这一笔奖金共计450磅，足够我实习三年的学费。伦敦的学生生活不象剑桥，非常安静。但是对于各科实习机会甚多，我开始觉得医术与人生关系的重要，那时便下了决心，将来学成后为祖国服务，以期在医务上能有所改进。

　　在伦敦差不多实习了两年半，我就在1902年4月间得了剑桥的医学士学位。同班的共有一百三十五人，只有我一个人费了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修完全部课程，并且还得了一个金质奖章及病理学科的奖学金。有人说得好：毕业是开始学习，我那时的急切问题就是如何增加我的经验。恰巧我的母校剑桥义曼留学院给我一百五十磅研究学金，我得了这个机会，就可以做点研究工作了。起先在利物浦热带病学校罗斯博士指导之下做热带病的研究后往德法两国继续研究。我的主要研究为疟疾与破伤风，同时我得以与科学界名人朝夕过从，受益不少。我的德法文也是无师自习的。因为我常喜与彼邦人士混在一块儿，所以进步得很快。1903年的春天，我回往英国，就用我研究所得的结果去应剑桥医学博士考试，幸获及格。我的论文题目就是“破伤风之研究”。我又在伦敦一个肺病医院里担任六个月驻院医师，因此，我对肺痨也有相当的研究。

　　后来我就回到南洋加入科纳仑布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脚气病。因为印度及南洋方面死于这种病的人很多，不久我在我的故乡槟城开业，应诊三年之后，我的经济方面才较为宽裕。但是我始终觉得不满足，因为我总想做一点较大的医务事业，同时我也想得个机会为祖国服务。在1906年，我与我的朋友开始参加禁烟工作，设法酬款开办免费戒烟医院，同时祖国人士也都大声疾呼群起抗毒了。

　　1905年8月，我与福州黄秀琼女士结婚。我认识黄女士是在新加坡名医林文庆博士的家里，林夫人就是黄女士的长姊。我们婚后的生活是非常美满的。她欢喜文学，复酷爱美术。她现已完成了三部有价值的著作，就是《杨贵妃》、《西施》、和《昭君》。都是用英文写的，文笔非常生动。除了国内一般读者的好评外欧美各国人士亦互相争诵，这可说是她努力文学的报酬。我们的儿子长庚是1906年生的。他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约翰霍金斯大学及罗吉斯德大学专攻公共卫生，得受医学博士，于去年底归国。现供职北平市卫生局。

　　我第一次回祖国是在民国纪元前五年的七月，那时满清政府还没有推翻，我应直隶总督袁世凯氏之聘，就任北洋军医处的职务。旋复被派往伦敦柏林考察军医事宜。次年回国，蒙海军大臣谭学衡氏的推荐，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校帮办，那时我极力主张开办一所新式陆军医院，但始终未邀上峰核准。

　　1910年12月，东三省发现肺疫流行，我就被派往防疫。这次流行的猛烈，凡熟悉近代历史者都知道的。死亡率差不多为百分之百，但是同时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我那时总算是一个小小的首领，率了一班医务军警人员，努力工作。最紧张的一幕，就是我要求清廷准许将三千具暴露的尸体火化，因此疫势为之大杀，不久也就扑灭了。因为这次防疫的成功，次年四月清廷又派我和外务部施参事肇基主持东北防疫会议。列席的有十一国专家代表，我被推为主席。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议案，就是“东北防疫处”的设立。同时清廷因为我的微劳，赐以陆军蓝顶军衔，又赐进士出身。

　　东北防疫处于1912年成立。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氏的赞助，共发开办费十八万元，以备建筑及购置设备之用；并由海关年拨经常费十二万元，我早年建设新医院的志愿，也就因此实现。先后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及营口等处建了新式防疫医院，以哈尔滨的规模最大，占地三十余亩，除医院外，附设有总办公处，研究所，化验室，藏书室及博物馆等。我在清廷将覆的时候是一个很忙的人。在东北防疫会议后即被派往海牙出席鸦片会议，并与其他二代表签订著名之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次年又偕颜惠庆博士出席海牙第二次鸦片会议，民国成立后，我被聘为大总统府侍从医官，连任计十余年。

　　我虽为粤人，但是到华南的机会不多。1915年，香港大学赠我法学博士名誉学位，我方赴港一行，并顺游广州。次年因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开第二次年会，我又到了广州一次。同年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氏在北平西山招我往见，托我代他计划开办一所肺病疗养院。因为西山有松柏参天的幽美环境，正是一个疗养肺病的好所在。但我却劝他不如在北京城内中心区域开办一所范模普通医院，范围较广，且适合实际上的需要。周氏也赞同我的主张，就召集当地官绅及慈善家开了一次会议，议决除筹款外，由周氏先于盐余项下拨洋十二万元，并组织一委员会专司其事。这样就产生了现在最盛名的北平中央医院。我被推为组织委员，并兼医务长，所有募捐建筑及设备事宜，均由我负责。建筑费共用了三十余万元，于1918年正月正式开幕，一切设备均为最新式的，在那时可算国内一所最完美的医院。我记得大连南满铁路医院院长曾要了我们的图样去做参考。

　　1917年年底，肺疫又流行了。这次是发源于内蒙侵入绥陕。我偕同美籍教会医士二人及助手多人，赴绥组织防疫总事务所于丰镇。当地民众智识未开。对于我们很是怀疑；我们所乘的专车几被焚去。这次疫菌的流行，计死去一万六千余人。自流行以迄止息，共有七月之久。

　　第二次的东北肺疫流行，是在民国九年的冬天。但因我们已有了相当的准备，故罹疫死亡者连俄属西比利亚在内，只有八千余人，——第一次流行差不多死去六万人。两次流行相隔十年；在这十年中，东北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我们的防疫人员继续研究，对于这恶疫的来源，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种蒙古旱獭，大小同猫一样，是肺菌疫的保留者；常由猎户先受传染，引起流行。我们不能禁止他们打猎，只好替他们施行预防注射，及獭皮消毒，以减少人类的被染。

　　1922年夏，因为圣约翰大学赠我科学博士名誉学位，我到上海走了一遭。次年，我应奉天督军张作霖氏之召，替他在沈阳建了一所医院，就是现在的东北医院；能容病人五百人，由月台直通车站，该院建筑费共费洋七万元。翌年，我得了洛克菲洛基金委员会的卫生奖学金，便即赴美专事研究最新卫生工作。并在约翰霍金斯大学研究公共卫生年余，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远在第一次东北肺疫流行的时候我就打算完成一种论肺疫的专籍，终于在民国1926年的秋间给我写成。由国联卫生部印行出版。同时我用这篇费时十五年的著作，去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考试，结果我得授医学博士学位。

　　1927年春，应国联卫生部之聘，往欧洲去考察卫生事宜。我由哈尔滨动身，取道西比利亚，历游欧洲诸大名城，阅时虽只四个月，但因均为旧游之地，又幸通英法德语言，所以在这短期内所看到的比一般旅行者为多。战后的欧洲，较之战前的欧洲完全不同，我所得到的印象甚是深切。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一致努力，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医务方面，亦有一种新的气象。是年年底，我赶往印度加尔各达出席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在印度共三个月，我的足迹走遍了全印，行程一万两千英里，仅从旅游的意义上来说，也可算是壮游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财政外交各部以外，添设了卫生部。薛笃弼氏辞职后，长部的是刘瑞恒氏，对卫生行政有很多的革新。1930年，政府任我为卫生部技监，不久又被派充海港检疫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我与同人努力检疫工作，天津，塘沽，秦皇岛，厦门，汕头，武汉各检疫分所，亦均次第成立。

　　一二八上海发生中日战事时，我与同人自动参加救护工作，直至战事终止。是年夏季，上海霍乱流行，来势颇为凶猛，所幸我们在上一年有了一个小组织，名为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联合上海本埠各卫生当局，共同负责。我被推为主席。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组织，所以扑灭起来容易得多。但这次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之多。内中死去的也有三百余人。上海是东方第一港口，为检疫便利起见，我觉得应有一所最新式的检疫医院。去年就在吴淞海滨饭店旧址开始建筑，现已完工。这所医院所在的地点，堪称适当，交通亦很便利。

　　我很喜欢旅行。恰好我的旅行机会也多，每年我要到华北华南视察检疫状况各一次。1931年及1934年，我又被派往国外两次，均是到日内瓦出席国联卫生部的万国卫生会议。

　　我现在虽是卫生行政人员，但对于医务社会及文化事业都很喜欢参加。我所加入的团体有十余种之多。如中华医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亚洲文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太平洋协会，及中国评论周报社等。上海亚洲文会讲演厅的建筑费，大部分是我个人捐助的。因此那个讲厅也用了我的姓名做厅名。

　　这一篇回忆是记帐式似的写了许多，让我暂告一结束吧。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没有生花的妙笔。读者诸君读了这篇东西之后，如果觉得枯燥乏味，这却不能怪我了。

　　我觉得一个人择定了他的工作后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所以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是在把我个人求学及服务的经过照实的写出来，或者可以给努力奋斗的青年们一点鼓励吧。刊于《良友》第104期(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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