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

　　□熊培云

　　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人们常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面对这个“半数以上”的数据，我们却不得不相信，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着某些“神鬼力量”的支配。据说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大师”预测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只为在水库上架起那座著名的“逮胡桥”。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

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对于这个现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分析：

　　其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心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具体到一些官员身上，迷信在一定程度成了信仰缺失的替补品与安慰剂。如果说宗教是鸦片，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某种隐秘诉求，那么在这里，迷信则更像是最后的稻草，将那些迷失者从信仰的沉沦中“救起”。

　　其二，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如果这些迷信活动是公款消费，更意味着是转向兑取神秘力量的“洗钱”，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三，对于许多

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如丛福奎听到“女大师”胡诌一句“你快高升了，要想上升，你就信佛”的提示后就开始信佛，这里的“佛”就是领导。当然，对于那些在官场中不受领导重用而改投到“佛”门者，“佛”就是让领导回心转意或者可以和领导拔河的人。

　　其四，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在此，弄权者贿赂鬼神并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有人敲门，更为自己未来做“亏心事”增加胆量。当他们将自己的权力与神鬼结合到一起时，其身心内外已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不信苍生信鬼神”，再次表明中国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应该说，眼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在此意义上，“县处级公务员半数以上信迷信”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还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苍生与选民负责，而不是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