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善事，医生是最好的职业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辉 实习生 代希奎

　　说起汪建平的医术医德，患者的评价是“怎么写都不过分”，汪建平自己则认为

　　在百度新闻中搜索“中山大学汪建平”只找到30多条内容，这与他“中山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药事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著名肛肠病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附属肛肠病医院院长、全国结直肠肛门外科学组长、广东省医学会副会长……”一系列的头衔和荣誉不符，不过却符合他一贯低调的作风。

　　患者的“心病”：名医24小时待命分文不收

　　评价一个医生，患者的看法举足轻重。

　　韩先生，广州某单位退休干部，他曾因克隆恩病———肠病中较复杂的一种———在2005年接受手术。不久后，出现了严重的腹腔感染，呕吐不止，发烧了一个月，2006年4月，汪建平主刀为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已出院一年。

　　“你怎么写都不过分，这个医生的医术和医德都没得说，你相信我！”得知我们的来意，韩先生一口气讲了许多一年前的点点滴滴。

　　他记得，在手术后一连几天，汪建平除了每天一早来查房外，半夜十一二点还会再来。如果出差在外，汪建平每天都发短信到韩先生的手机，询问他的体温、进食、大便等详细的“一手信息”。作为老病号，韩先生很清楚，像汪建平这样的主任级别，没有必要每天来病房，甚至一天来两次，他完全可以听下级医生汇报。

　　一开始，韩先生为自己的特殊待遇受宠若惊。后来，他发现汪建平对每个患者都这样。

　　病人们大多有汪建平的手机号，有问题都可以发短信息给他，他有问必答，回复得还相当快。许多病人都笑称他为“夜猫子”。他们不知道，他作为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还承担着繁重的行政、科研和教学任务，做“夜猫子”是不得已。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韩先生至今再未出现感染。他给汪建平的红包，当场就被推了回来。如何向这个好医生表达自己的感谢，成了韩先生这一年多来的一块“心病”。

　　秘书的“账本”：六年间退了40多万元红包

　　韩先生的红包推掉了，那些实在推不掉的红包怎么办？

　　在创建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之前，汪建平长期任职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直肠肛门外科，那时他在肛肠病领域已是赫赫有名的专家，全国各地慕名找他做手术的病人络绎不绝。

　　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普外科行政秘书给我们翻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从2001年至今她替汪建平退掉患者红包的清单。

　　“2001年3月9日，退36床3000元。”这是笔记本上的第一笔记录。

　　这个秘书还记得，当时她刚担任行政秘书不久，汪建平交给她一个红包，“这是36床病人的，打到他的住院账户上吧”。办事细心的秘书保留了预付金的交费凭据，并在一个本上做了记录，没想到后来竟记了好几页。

　　汪建平解释，手术前的红包不能“硬推”，否则患者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心理包袱，想“我这病是不是没救了，你看医生连红包都不敢收了”。

　　这个小账本上，几年累积的红包金额已有4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3万元整。秘书说，这只是她自己经手处理的记录，由其他同事经手代退的还不包括在内。

　　领先的理念：救命之外让病人做正常人

　　作为中国医术高超的肛肠病专家，汪建平尤其擅长直肠癌根治术、保肛手术、TME和自主神经保护的直肠癌根治术等。而近几年，他研究的重点就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如何保留病人的排尿功能、排便功能和性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由于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大肠癌在我国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在所有癌症发病率中高居第三位。低位直肠癌手术一个很大的“后患”，就是病人性功能受到损伤。全世界低位直肠癌术后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的比例大概为50%，而在我国这个比例高达40%-80%。

　　汪建平在教研中不断给学生及年轻医生灌输这样的理念：手术可以救活患者的命，而对于医生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保命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他的各种功能。如果病人再不能勃起、射精，或者终生带粪袋，就算活下来生活质量也不高。

　　汪建平因他主持研究的“直肠癌保功能手术系列研究”获2006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已经损伤了射精神经，如何利用干细胞去修复，这是汪建平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的国际最前沿的研究。■对话汪建平：绝大多数病人对医生很宽容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医疗纠纷很多，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一个有20多年从医经验的医生，您怎么看？

　　汪建平（以下简称汪）：医生出错是难免的，他也是人，就算是神仙也有敲错鼓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很好，绝大多数的病人对医生还是很宽容的，个别去医院闹事的，可能是受人挑唆。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没遇到过。有时候病人出了院，还会回来看一下我，让我很感动。病人有点意见不高兴也是很正常的。

　　记：现在的医疗纠纷多了，您认为问题是出在患者，还是医生？

　　汪：这是双方面的问题。发生医疗纠纷，作为医生，应该从医生这方面多找原因，包括是否和病人沟通不够，解释不到位，出了问题你没有让患者感觉到你在尽全力、及时地去处理，造成了病人的不理解，甚至误解。病人来医院是来看病的，不是来找矛盾。另一方面，医疗纠纷的增多，也与患者维权意识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教育导致部分医生医德缺失

　　记：和老一代医生比，年轻医生的责任感和救死扶伤的职业神圣感是不是减弱了？

　　汪：可能会受影响，其实我们的教育也有关系。他们应该从一进入医学院校就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在这个阶段，让他们意识到，从救死扶伤中，获得成就感和人生价值的体现。

　　记：您有没有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学生？

　　汪：（大笑）我经常跟他们说，我天天在做善事，我怀着做善事的心。我告诉他们，医生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在谋生的同时，天天在做善事。

　　记：是不是说做医生不仅是个技术活，对人文素养的要求也很高？

　　汪：对，它跟普通职业不一样。医生不仅仅要掌握医疗技术，对人文素养的要求也很高。人文素质在一个医生应具备的素质中占了一半的地位，和医疗水平同等重要。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在这方面确实还存在不足，不过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记：想问您个题外话，您的许多同事甚至家人都投诉您总不接手机，是什么原因？

　　汪：我有几种情况绝对不接电话。一是手术时，二是出门诊时，三是和人单独谈话时，这是对别人起码的尊重。比如说和病人谈手术方案，我一会儿接个电话，谈话不断被打断，患者能放心让你做手术吗？出了问题能不怀疑你没有尽心治疗吗？其实我和你刚才谈话时，手机就震动了几次，既然不能接，索性看也不看，万一知道是哪个重要人物打来的，不接心里还有点不安，注意力该不集中了。

　　汪建平经常跟学生们说，医生是天下最好的职业

　　（倩茹／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