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呼唤“通俗理性”

　　陈家琪

　　感受文化

　　人有理性，一是能分析判断，进行简单推理，二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总想问个究竟，寻求佐证。这几乎就是一种习惯，但愿不太过分，尽管我知道这种习惯并不太好。

　　无论多忙，每天的报纸总要浏览一下，电视新闻也总是要半真半假地在眼前过一遍。尽管谈不上认真、仔细，但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话来说：感觉本身就进行着判断，于是也就生出许多困惑：怎么许多靠自己最简单、最通俗的理性能力，就可以做出基本判断的事，却被法院、被电视上进行辩论的专家们搞糊涂了呢？我们是不是人为地把许多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故意搞得如此复杂，以致让人们最后都失去了自己起码的判断？

　　先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北京地区的一位年近半百的女性怀孕了，有各种不适，于是先后11次找某位著名的中医大夫看病，结果都说是“更年期综合症”，于是就吃药，最后生下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丈夫也因“超生”而下岗；于是她就把这家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

　　最后法院的判决是这位不幸的女性败诉，因为她到了这个年龄，又生育过，怎么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就不到西医门诊处做一个简单化验？其中被告一方，多次以这位女性对这位中医大夫的信任（竟11次去他那里看病）来证明医院和这位医生的信誉和水平。

　　但反过来，也许正因为她太相信这家医院和这个医生了，所以才落到了这种地步。

　　我一点也不怀疑中医和这位中医大夫的水平，更不会因这件事而觉得中医“误人误国”，但仅就这件事而论，责任毫无疑问在这家医院和这位大夫身上。我们哪怕假设这位女性就是一位傻子，她毕竟去医院看病了，难道我们能因此而把连着11次如此明显的“误诊”责任，推给患者的“傻”吗？这里面总有什么原因，是我们这些外行们所不懂的，但为什么不就此给我们解释清楚呢？

　　再举一个例子：某记者把茶水作为小便拿给某医院化验，结果说是“有炎症”。这看似笑话，但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于是有了一场电视上正反双方的辩论，反方认为医院没有任何责任，道理就在你为什么要用茶水冒充尿液？这先已违反了起码的“规则”（道德？）。大意如此，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当时也就哈哈一笑。但过后一想，如果我们也假设“患者”是位傻子，医生让他化验尿液，他在厕所里转了一圈，不知把什么东西拿到化验室，然后就说有炎症，我们也能把责任推给“患者”的傻吗？如果我们再假设那位怀孕的妇女也到这家医院化验，我们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准确无误吗？于是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哀。

　　其实也就是对最简单、最直接的通俗理性的悲哀。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常识”而用“通俗理性”，就在于这里面毕竟要有假设、有推理，有将心比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责任就开始转移到了我们这些“傻子”身上：到医院去看病先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找中医看了8次，症状不见缓解，就应该想到怀孕的可能，就应该到西医处化验；比如到商店买东西，要有火眼金睛，能识别各种伪劣假冒商品，到机关办各种手续，要知道程序的流程，要会填各种表格，如此等等。总之在社会上行走处处不易，不但要小心提防，而且要具备各种专业知识。

　　当然，悲哀的也不只是我们这些医生、医院的出错（这几乎是免不了的），而是总体上医患关系的紧张：每一个患者不仅是事实上的“傻子”，而且必须扮作“孙子”，不停地点头哈腰，生怕自己的多虑显得“更傻”。

　　此外，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和评判者高高在上的理论姿态了。

　　近来，在阅读地方主要官员个人简历时，我发现绝大多数人是清一色的“在职研究生”毕业，也都有硕士、博士学位，而且多是“工商管理”的硕士、博士。这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同时也吃惊不小的事：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些地方主要官员就都实现了自己的高学历目标呢？

　　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些人的学历和学位，但作为一种“通俗理性”的要求，我更希望知道这些“硕士”、“博士”们的本科教育是在哪里完成的，关心他们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哪个学校获得的（但愿这不是一件需要保密的事）；再进一步，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硕士、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这种关心，纯粹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性的好奇，因为一般来讲，除理工科，只要是人文、社科领域里的研究课题，我们在知道了一个人的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好有大纲）后，也就大概对这个人的专业水平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既然“硕士”、“博士”是某种专业技术水平的标志，那就应该让人们对其专业技术水平有一个大体上的判断。这种判断很可能出错，但出于好奇，就是想知道，谁让我们一天到晚与硕士、博士生们的毕业论文打交道呢！

　　人有理性，一是能分析判断，进行简单推理，二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总想问个究竟，寻求佐证。这几乎就是一种习惯，但愿不太过分，尽管我知道这种习惯并不太好。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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