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眼泪,挂在母亲的面颊上

　　杨耕身

　　夏衍晚年在回顾他的创作生涯时曾经说过，“我以为其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但他可能不会想到，在2000年，他的这篇《包身工》正式退出了最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历史的吊诡却正在于此了：作为文本，它没能留在中学课本上，但是作为它所纪录的那种生存状态，却顽强地留了下来。在中国山西，那些“黑砖窑”里，有数以千计的“现代包身工”。

　　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禽兽不如？但是，在我绞尽枯肠也没有寻找到一种足以表达对黑窑主及其帮凶的愤怒与谴责之后，最终发现，这一切努力并不如读罢报道后的两行热泪那样真实，那样炽灼。目眦俱裂，心胆俱摧之后，就只剩下泪。它也就挂在今天祖国母亲的面颊之上。

　　多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法治、权利、公正的视角，来图解并且观察今日之中国。但是面对山西黑砖窑事件，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是哑然失语的。是的，如果是探讨如何杜绝使用童工与保障公权利，我们的法律无疑是足够的；如果是探讨政府以及执法部门的责任，我们的机构设置与职能无疑是完备的。如果是探讨对于企业的管理与监督，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无疑是健全的。然而，山西黑砖窑事件恰恰就像一个蓄谋已久的策划，以一种极端的、处心积虑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一再并且彻底地践踏一个貌似法治文明、机制健全的社会体系。

　　我说“一再”，是因为，奴役民工的“黑砖窑”并非仅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处。去年4月，就有媒体报道，因陕西华阴一位78岁的老母亲千里寻儿，从而使山西永济一座黑砖窑30位农民工获救的消息。就在今年，陆续有媒体报道，“山西运城从两个‘黑砖窑’解救受限民工61人”，“40多名农工在运城市临猗县北景乡黑砖窑被强迫劳动数月”……

　　我说“彻底”，是因为，对于民工或者童工的奴役与暴虐，已不仅仅是黑窑主单方的利益驱使，而更在于公权的枉渎，甚至参与。谁能想到，当黑砖窑童工的父母历尽辛苦找到自己的孩子，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时，竟然遭到公然推诿；谁又能想到，有的孩子被解救后，竟然又被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家黑窑场；谁又能想到，一些黑砖窑甚至有当地官员入股？

　　当法治蒙尘，权利旁落，良知蒙蔽，正义流失，当现实已然以最惨烈的方式呈现，那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支撑我们再来从这样一些角度去直面“黑砖窑”事件？这已是我们今天必须的承担。这不仅包括，对所有已经曝出或未曝出的“黑砖窑”窑主及其帮凶的责任追究，更包括，对于一个地方法治乃至政治生态的追查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