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索捐不是慈善

　　山东威海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6月14日《华西都市报》）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尽管威海说此次捐款虽然动用一些行政手段，但一直强调自愿，但在领导重视考核的环境中，在“你追我赶”的外界氛围渲染下，每个人实际上都没有另外的选择。市民不计后果地捐款，无疑是受到无可名状的压力，进而展现出自身权利上的贫困。单纯以效率而言，强制捐款无疑要比任何一种筹资手段都更为便捷和高效。

　　只要存在权利贫困，权力的影响力就将远远大于非权力的影响；只要一方处于权利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地采取一种更为便利的手段来施加影响。于是，领导者青睐于强制捐款“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解决善款募集不足的窘境”，而捐款者即使面对现实的窘境也依然无可逃避。

　　也许，在慈善文化还不厚实，慈善组织运行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慈善事业还离不开政府，但政府不应以如此面目出现。政府推进慈善事业的重心，显然不在于直接拉来多少善款，而在于如何扫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树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无视民众疾苦的强制摊派只能适得其反。

　　强制捐款屡见不鲜，其始作俑者也每每以“善款募集不足”来应对。问题是，慈善捐款只能作为福利保障资金的一种补充。为什么福利保障资金总是会出现不足？首要原因恐怕应归咎于公共财政的缺损。在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预算日益开支庞大的同时，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其他方面的开支日渐萎缩，如此特征明显的建设性财政直接导致资金不足。公共财政的缺损使领导者打起了多方筹资的主意，而民众权利贫困的现状无疑极大鼓舞了他们的动力。于是，强制捐款最终成为公共财政缺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时有发生的强制捐款事件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

　　解剖威海搞慈善这只“麻雀”，不仅可看见权利的贫困，还可看到权力的蛮横。发展慈善事业首先要还原其本来的面貌，慈善捐款都不应沦为公共财政缺损的“补丁”，行政权力所一手造就的硬性摊派也绝对不能算作是慈善。（作者系河南职员） □赵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