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林语堂——兼及林语堂与鲁迅

　　文／潘采夫

　　林语堂的几段历史

　　为了读这本《人生不过如此》，我对有关林语堂的资料很下了一番功夫。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争议最大，甚至最为人诟病的当属与鲁迅的恩怨，这一段公案，令林语堂蒙了不白之冤。现在流行人性化，如将孔子去圣化，将鲁迅去神化，我在这里，也大胆人性化地理解一下鲁迅和林语堂，观察鲁迅骂声中的林语堂，这样也许能见真性情。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当时北大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很好，思想接近，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这段历史里，作为胡适“小兄弟”的林语堂大逆不道，可见思想自由，而胡适仍引之为一生知己，可见包容风度。

　　1925年，“女师大”学潮展开，《语丝》同人表示支持，而胡适陈西滢的《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在游行示威中，林语堂与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时候，鲁迅两次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引为革命同路人。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挥笔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双星闪耀。鲁迅对林语堂是引为同志的，但正是此时，鲁迅又写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痛打陈西滢，同时对林语堂的宽恕点名批评。可看出“一生都不宽恕”的鲁迅与林语堂气质差异颇大，这是两人交恶的根源。

　　1926年，邵漂萍被害，文人南下逃难。林语堂和鲁迅都辗转到了上海滩。两人遭际相同，但走的道路却有了深刻的分化，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与国民党作战，甚至加入左联，而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世道人心的不满。这是为鲁迅所耿耿于怀的。一次偶然的误会，两人冲突爆发，但偶然的背后是两人“主义”不同的必然。从此，鲁迅在投掷“匕首”的同时，亦偶尔捎带林语堂一把，骂过林语堂的文章有《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33年，杨杏佛被杀害，林语堂写下“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等激愤文字，并发表著名的《论政治病》，此时鲁迅与林语堂恢复了交往。但从1934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从此，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可见，鲁迅对林语堂的“友谊”，是以林语堂的革命立场为第一前提的，而林语堂对朋友更加私人化一些。

　　对此，有三句话可看作林语堂对批评的回应：“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我一向喜欢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这三句话也体现了林语堂的真实性格，他是一个视自由大过革命的人，一个不喜欢暴力的人，一个讨厌“须听将令”的人。

　　林语堂的几个偶像

　　有人对林语堂作如此评价：“他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人文化。”这些评价不无讥讽，但从另一方面正体现了林语堂的“中西合璧”的文化价值，读《人生不过如此》中的散文时，我们也会看到“中西文化双手互搏”的影子。但在我看来，西方文化是林语堂的皮，是他外在的行为标准，东方文化才是林语堂的魂，是他内在精神的最终归宿。所以，反抗专制的林语堂与性灵闲适的林语堂，都是真的林语堂。

　　在本书序言中，林语堂写道，“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两个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林语堂有几个神交已久的古代朋友，是林语堂的精神靠山，是他性灵与幽默主张的发源之泉。

　　林语堂第一偶像是苏东坡，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文人，可当官，可为民，可写诗，可著文，可谈佛问道，可游戏俗尘。苏东坡的人生态度与性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林语堂，所以林写下《苏东坡传》，自任苏东坡的千古一知己。

　　苏东坡之外，林语堂还喜欢唐代的白居易，不过让他选出最喜欢去的朝代，他一定会选明朝。用林语堂的话是“那里有许多别出心裁的人物”，16、17世纪，有富于口才的屠赤水，有诙谐幽默并提倡性灵的袁中郎，有特立独行并以多口肇祸的李卓吾，还有组织戏班子，并写下《肉蒲团》的李渔，还有放浪形骸口不择言的金圣叹、幽默风趣的袁子才…….

　　呵呵，油嘴滑舌，蓄优唱戏，写色情小说，这些天才洋溢而不检点私生活的人物，如果放到民国来，大多逃不过鲁迅先生的批判吧，而他们正是林语堂的旧交故友。说句题外话，“恨其不争”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大情绪，他曾劝林语堂译点于中国有益的好书，林语堂不听劝说，引起过鲁迅的批评，鲁迅曾在《书信·致曹聚仁》一函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林语堂敢以“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态度抵抗鲁迅的批判，显示了极为强大的内心世界，而那些提倡性灵幽默又不畏强权的历朝前辈，是给了林语堂以极大的精神支援的。

　　林语堂的几篇文章

　　说句老实话，读散文我喜欢读鲁迅，不喜欢林语堂，尽管我在前文那么为他抱屈。我喜欢其人，而不喜欢其文。林语堂散文与鲁迅散文，一个甜一个辣；一个浅一个深；一个是烟斗，一个是老枪；一个是鸡汤，一个是苦药。也许喜欢吃甜，喜欢烟斗的很多，但我的口味偏辣，偏苦，所以对浮光掠影式的，轻描淡写式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林家散文感触不太深，总觉得不够刺激。读林语堂散文，如读于丹《我看论语》，像喝一碗不咸也不淡不浓也不稀的鸡汤。我喜好鲁迅明火执仗的批判、辛辣刻薄的讽刺风格。鲁迅对林语堂散文就有过严厉的批评：“不论谈老庄，谈明人作品，此公诚太浅陋也”。

　　其实，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而经过几十年播种，诸如我之流的鲁迅的徒子徒孙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很真心地希望读者们多看林语堂，多学林语堂。

　　这本《人生不过如此》中，最有价值的一篇，仍然是《鲁迅之死》。“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林语堂在宽容与纪念的旗帜下，曲折地表达了对鲁迅的真实看法，对鲁迅的负面评价，堪称林语堂散文中的经典，这大概是林语堂受“压迫”太日深日久了吧，由此可见保持绅士风度有多难。“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人生不过如此》

　　林语堂 著

　　陕西师大出版社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