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风暴

　　本报记者 杜涌涛 徐百柯

　　5月下旬的一天，鄂尔多斯市的雨从下午一直下到深夜。熟悉草原的人都知道，一场雨后，原野便会像注入了生命，眨眼便绿了。而对于熟悉鄂尔多斯的人来说，每场雨后，他们都能听到这座草原城市生长的声音。

　　“在我们这里待着，会觉得特别带劲儿。”李军（化名）说。这个1982年出生的小伙子，在市府所在地东胜区机关工作。尽管没有特别留意去年发布的“十五”成就统计数据，但他“实实在在感觉到”，这几年是东胜区和整个鄂尔多斯市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家乡的冲劲儿，撩拨着这颗年轻的心。

　　“以前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现在想干的事情可多了，倒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李军的小舅子在做工程生意，承建绿化、土建和装修。他想和小舅子一块儿干，但担心自己不懂预算，一时入不了门。“先看看吧，看怎么能学到有用的东西。要是光打杂，拿一份钱，我绝对不干。”

　　他的表哥和别人按三七开股比合资开了一家酒店，但最近忙别的事，想退出。刘科觉得，照东胜的发展势头，酒店这行肯定“能赚钱”，于是想把表哥的股份买过来。“经营酒店嘛，我可以放一个财务，再找个领班，不用亲自打理。”

　　“好几件事呢，我都想同时做。”年轻人搓着手心，兴奋地说。然后冲记者笑了笑，似乎想对这番自顾自的踌躇满志表达一下歉意。但他随即眼睛一亮，问道：“你难道就守着这一份工作，不干点儿别的？为什么不干呢？我们这里，大家都想着做事。嘿，说起来，我那几个当兵的战友，现在干得真不错……”

　　论年龄，老郝算是李军们的父辈。他也是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除了到呼和浩特念大学和到上海进修的时间外，他一直工作、生活在这里，现在是鄂尔多斯集团的中层管理人员。

　　这个雨天，他在接待外地朋友的酒桌上，借着酒劲宣称：“都说我们鄂尔多斯的话不好听，但现在，它就是内蒙古的经济语言。”

　　老郝的一个小学同学是不愿在媒体露面的实业家。他从开酱油作坊起家，目前从事房地产业，前不久“盘下了”沿海某发达城市的工商局大楼。尽管资产有数亿，然而被问及身家时，他连连摆手，然后用大拇指掐着小指尖儿，低着头嘟囔：“羞死了，比起别人来，就这么一点点。”

　　几乎所有来到鄂尔多斯市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里到处弥漫着一种氛围，一种冲动，一种全民投资赚钱的激情，“很像当年起步时的温州”。

　　正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年长的鄂尔多斯人的这股“劲儿”，让他们的市委书记云峰总把“变化”挂在嘴边。“不能小富即安、四平八稳，要鼓励创新。”云峰主政鄂尔多斯数年来，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变得大气了”！

　　跨越40年的三场“风暴”

　　位于内蒙古西南部鄂尔多斯高原的这片土地，面积8．7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的“几”字型河道所环绕，与包头、呼和浩特隔河相望；南临古长城，与晋、陕、宁三省区毗邻。这里旧称伊克昭盟（简称伊盟），2001年2月撤盟建市。

　　虽然直到现在，不少当地人还习惯地说“伊盟”如何，但这个地区进入国人视野，却一开始就以“鄂尔多斯”得名。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故事影片《鄂尔多斯风暴》，描写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鄂尔多斯草原上爆发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独贵龙”运动。“鄂尔多斯”这个名字，第一次伴随着革命题材传遍全国。

　　至今，即便是与北方草原相隔遥远的西南地区，比如成都，仍有上了岁数的人记得“闹革命的鄂尔多斯”，以及电影中“漂亮的”女主角王晓棠。

　　牧民与王爷的这场斗争，背景是草场、荒漠、黄沙和马。在那个红色年代，地处偏远的鄂尔多斯同样感应到强劲的革命主脉的搏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很多人坦率地承认，“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对于他们而言，首先并非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品牌——以“温暖全世界”广告语深入人心的鄂尔多斯羊绒衫。

　　向全国普及“鄂尔多斯”这个名字的第二场风暴，始于1981年通过补偿贸易方式与日本合资建立的伊克昭盟羊绒衫厂。现在，它以“鄂尔多斯集团”为人所熟知。

　　当一家企业的标准成为该行业的国家标准，当其羊绒制品的产销能力占到中国的40％和世界的30％以上时，上述坦率的承认，其实并不难理解。

　　在改革开放春风初拂的年代，地处内陆的鄂尔多斯也吃下了开放引资的那第一批螃蟹。

　　如果以长度、广度和强度论，倾听鄂尔多斯生长的声音，仿佛就是一首气势恢弘的交响曲。第一场风暴：序曲；第二场风暴：慢板后开始进入主题。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高潮部分的呈现，毫无疑问，那就是鄂尔多斯的第三场风暴。

　　这场风暴很难划定确切的起始时间，它是十几年间所积蓄的能量的一次加速释放。不过，重头戏显然在“十五”期间：全市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其中“十五”共实现GDP164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29.7％，是“九五”累计完成数的3倍，是1949年至2000年51年总和的2倍；共实现财政收入204.1亿元，年均增长42.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26亿元，是2000年以前总和的2．6倍。

　　2006年，鄂尔多斯创造了一系列更加令人吃惊的数据：GDP800亿元（预计今年将首次超过千亿），人均GDP达6600美元，已接近沿海发达城市平均水平；财政收入跃居全自治区第一，达145.8亿元；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达596亿元，其中非公有投资的比例由2000年的33.1％上升到60％。

　　如果把风暴中的这些数字转化为感性认识，那将是这座城市努力向上生长的姿态。

　　回溯至6年前，刚建市时，鄂尔多斯还很难符合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想象，而更接近“前现代”。仅仅用了6年时间，按照当地说法和外界的认知，鄂尔多斯已开始形成一个全新的城市品牌。

　　中国社科院《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对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200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鄂尔多斯的增长竞争力排名第一，效益竞争力名列第八。

　　2006年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百强评比中，鄂尔多斯排在第54位。同年，东胜区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中位列第25。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一位官员讲了一件事：前一段时间他接待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考察团，结果“人家团长对内蒙古的数据比我还熟，我随口说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大概在151亿，人家马上纠正说，应该是145亿”。

　　作为呼（呼和浩特）包（包头）鄂（鄂尔多斯）“金三角”中最引人注目的增长点，鄂尔多斯的党政官员们近年来开始感受到一些“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变化。

　　他们告诉记者：“伊盟（现鄂尔多斯）过去就是‘穷’的代名词，经济总量排在末位。过去在内蒙古，大家都看不起鄂尔多斯人，一说梁外人，那就是……过去伊盟干部到自治区开会，常常缩在后排旮旯里。现在不同了，座次安排、发言顺序等等，能感到人家重视你了。”

　　挂“猛开”牌照的城市

　　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更像是一首诙谐的叙事曲，如果你听过鄂尔多斯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邱永刚的讲述的话。

　　办理新车上牌照业务的高峰，在三四月间。那段时间，每天开到这里的车会先挤满停车场，然后把四周凡能利用上的空地通通塞满，最后在车管所前那条马路上排出一公里的长龙。邱所长每天上班，通勤车根本进不了单位，只能停在马路边，然后人翻栏杆进去。

　　车管所是2002年投入使用的，当时领导估计，这么大一处院子，“10年20年也不会落后”，甚至还起过争议，认为占地太大，浪费土地资源。“结果呢，现在就已经不够了。”邱永刚一脸苦笑。

　　作为全鄂尔多斯市唯一的车管所，这里每天平均要办理180辆新车，高峰期达400辆，最多一天发放了530个牌照。目前，专门办理小型汽车业务的新大厅正在筹建中，很快将投入使用。

　　据邱永刚介绍，鄂尔多斯的机动车从2004年开始急剧增加，尤其是小型汽车。2005年他刚任所长时，小车牌号还是5打头，保有量在5万辆左右，现在已突破10万辆，“A估计很快会完，快上B了”。

　　目前，鄂尔多斯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12辆，市府所在地东胜区则达17辆。检索机动车驾驶员名单，全市共有31万余人，其中驾龄1~3年的占到一半，近16万人。驾龄不满一年的，有3万人。

　　在这样的汽车潮中，东胜区甚至已注册了一家汽车代驾公司。据说，公司业务以酒后代驾为多，城区内送一趟收费15元。

　　2006年，鄂尔多斯新增汽车4万辆，其中私家车占9成。在邱永刚印象中，“高档轿车不少，奥迪的数字我记得，一共1200辆，私人的1185辆”。另外，广告上看到的任何一款新车型，在鄂尔多斯肯定马上就能见到，“有的车我都不认识”。

　　接受记者采访当天，车管所偌大的停车场上几乎停满了车。邱所长从二楼办公室向外望去，满意地嘟囔了一句：“还好，今天来的这么少。”

　　鄂尔多斯车牌号在内蒙古的排序是“蒙K”，当地人戏称“猛开”。这在多年前只能算是顺口的一句笑话，如今却越来越贴切了。

　　老郝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胜区还只有东西向的伊金霍洛街和南北向的达拉特路，窄窄两条街道交会成十字路口，构成这个小城的基本框架。那时人口只有3万左右，而现在已突破40万。

　　温州商人蒋建丰1997年来东胜，做康奈皮具的鄂尔多斯总代理。经历过“夜里3点钟爬起来接水，要不等白天就没了”的情况后，他再也不想在这里发展了。2002年，带着失望的心情，他离开这座“路上几乎没什么小车，人们衣着打扮陈旧”的城市，去济南发展。

　　4年后，在“弟兄们常常打来的电话”的撩拨下，蒋建丰决定回来看看。结果，他留了下来。“我感觉这哪里是鄂尔多斯啊，完全是另一个城市嘛。像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焕然一新。”

　　双向6车道的天骄路，和达拉特路平行，2005年建成，曾引来不少议论：这么宽，用得着吗？结果到2006年下半年，“猛开”的鄂尔多斯人开始感觉这条路变窄了。不仅如此，随着路上车辆急剧增加，司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抱怨。堵车，这个最典型的城市病，从2006年开始传染到这座生长中的城市。

　　据市交通局提供的数字，鄂尔多斯市有16家出租汽车公司，5000余辆出租车，其中东胜区有1800余辆。比较规范的出租车市场大概在1997年前后形成，从那时起，来鄂尔多斯的外地人多起来了。

　　由于出租车数量从2000年后没有新增，人们在感觉到堵车的郁闷之前一年，就得时不时感受出门打不上车的不便。“成长的烦恼，幸福的痛苦，嘿嘿，这就看你怎么想了。”运输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挤了挤眼睛说。

　　人们对城市尺度的感知，也正发生着变化。在车管所大厅内，有人对记者感慨：“就说这车管所吧，在铁西这边，以前觉得老远。现在就算骑自行车，也觉得一会儿就到了。”

　　在这片土地上迅疾驶过的，今天是各式家庭轿车、各路建设车辆。历史上，除了成吉思汗的铁骑，还能回忆起秦朝“直道”上的车马。

　　秦直道遗迹位于鄂尔多斯中部，南北贯穿全境。这条大道为秦将军蒙恬奉秦始皇之命修建，南起秦都咸阳附近的云阳县，北抵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全长1400余里，路面平均宽度30米，宽阔平坦，能适应大队车马快速驰援。有学者将其称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

　　如今，与当年的秦直道平行，两条交通动脉——210国道高速公路和包神铁路纵贯南北。全市建成和在建的高速公路有666公里，境内地方铁路有940公里。

　　58岁的丁新民是鄂尔多斯公路建设的见证者。他曾任市公路工程局局长，1997年下海，一手创建东方路桥集团。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BOT项目，全长73公里的东杨公路，便是他的手笔。

　　丁新民说，目前在鄂尔多斯的道路建设中，民营资本远远超出政府投资。这些民营企业的参与，直接带动了鄂尔多斯在交通拓展上的迅猛势头。

　　新建的鄂尔多斯机场即将于7月中旬通航。按照原方案，这将是中国第一座民营机场，从投资建设到运营管理，均由内蒙古西蒙集团及其合作伙伴承担。在投入近3亿元，建设基本完成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市政府已回购了全部股份。

　　尽管如此，市委书记云峰和民航部门都表示：“没有西蒙集团，鄂尔多斯机场启动不了。”

　　 机制与资源孰轻孰重

　　鄂尔多斯有成吉思汗陵，这是历史对它的眷顾。在自然面前，这片土地也接受了丰厚的馈赠。8．7万平方公里，70％的土地下面蕴藏着煤炭，而新发现的苏里格气田则是我国最大的整装天然气田。

　　毋庸置疑，资源优势，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养分。于是有人一言以蔽之，鄂尔多斯的崛起，“都是沾了资源的光”。然而这一结论立刻受到当地人的两点反驳：别人也有资源，为何未像鄂尔多斯一样崛起？资源一直都在那儿，鄂尔多斯为何这几年才迅速崛起？

　　靳再良，曾任鄂尔多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他也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临近省份的一个地区，煤炭储量也不小，且多为精煤，煤质好过鄂尔多斯，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还发现了石油。按理说资源不比鄂尔多斯差，但目前发展的程度和势头却远远不及。这是为什么？

　　后来靳再良被该地区聘为顾问。他发现，这里有近一半企业尚未实行改制，“死抱国企不放，不愿改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竟然找不出一个责任人。他把这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回过头来，他分析道：1993年时，鄂尔多斯全市共有480家国企，经过7年时间，至2000年底全部完成改制。鄂尔多斯本地企业，目前已悉数是民营企业。“改革这么彻底的，全国也不多见。”靳再良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广东顺德、山东诸城和辽宁海城三地，国企改革走在全国前列。靳再良称，“鄂尔多斯其实跟它们差不多”。

　　这也并不是鄂尔多斯第一次走到全国改革的前列。内蒙古和安徽、四川一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的地方。而在内蒙古，最早实施包产到户的就是鄂尔多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鄂尔多斯市明确提出让非公有制经济“坐正席、唱主角”。时任伊盟盟委书记的云公民，被很多鄂尔多斯官员评价为“奠定了改革思路，开启了官员风气”。

　　从云公民开始，历届鄂尔多斯领导班子都遵循“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发展经济”的原则，全力扶持企业，帮助企业家。对此，当地政商两界及民间，流传着各种说法：

　　云公民表示，只要鄂尔多斯集团的领导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哪怕是在开常委会，也得暂停，先解决好企业的问题。

　　市里班子形成决议，哪怕是凌晨两点，企业的电话打过来，都必须马上解决。

　　现任市委书记云峰的手机专向企业家公开，24小时待机。

　　凡此种种，有的可以印证，有的则已不可考。但无疑，在鄂尔多斯已形成一种党政传统，向企业提供优质的公共品服务。

　　在这样的氛围下，鄂尔多斯成长起四大上市集团：鄂尔多斯、伊泰、伊化、亿利。其他如万正、兴泰、蒙西、东方路桥等集团，资产均达数十亿。

　　在靳再良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为鄂尔多斯的崛起做了思想准备和制度准备，所以这座城市才在21世纪爆发出惊人的活力。

　　除党政领导外，鄂尔多斯的企业家无疑更值得研究。有研究表明，这些年来，鄂尔多斯逐渐孵化出三代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崛起的历史，正是这座城市崛起的历史。

　　东方路桥目前投资的高速公路和黄河大桥BOT项目，所需资金达21亿元。另外，集团还参股东胜至乌海铁路。如此庞大的投资，使得企业间的信任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丁新民介绍，伊泰集团为东方路桥担保了七八个亿的贷款，“这样的互助在我们之间常有，东方路桥也为别人担保，大家都是受益者”。

　　“我们总觉得不孤单，周围有很多朋友。”不善言辞的丁新民这样描述鄂尔多斯的企业家群体。

　　记者试图联系采访四大上市集团的老总。结果被分别告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在香港，伊泰集团董事长张双旺在北京，伊化集团总裁戴连荣在河南，亿利集团总裁王文彪在山东。当地官员却不以为怪地说：“是啊，他们的事业和眼光，早已不再局限于鄂尔多斯和内蒙古这一亩三分地了！”

　　鄂尔多斯是国家统计局评选出的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之一。这项指标的意义，对于大量外来商户而言，几乎是决定性的。

　　1980年，17岁的温州人黄学娇随舅舅来到东胜，这个地方连柏油路都很少，走出几步就是泥路。他干木匠，当时伊盟文化馆刚刚建起，“里面的办公用具都是我做的”。

　　干了7年木匠，搞了3年服装，然后是水产品，直到眼下的投资机构，黄学娇在鄂尔多斯淘到了金，也见证了这座城市20余年间的巨变。当然，他自己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照朋友们的话说，“顽强的南方口音都快变成伊盟腔了”。

　　大家习惯叫他“黄老大”。他现在是鄂尔多斯市温州商会会长、东胜区政协常委。就是他给一度离开的蒋建丰打电话，说咱们东胜这么好赚钱，你还去别的地方干嘛？

　　蒋建丰比较了自己在其他许多城市的从商经历，叹了口气说：“鄂尔多斯是个好地方。那些地方，割草割得不行。”他口中的“割草”，是指各级政府机关的寻租行为。而在鄂尔多斯，不仅少有“割草”的，书记和市长甚至专门为温州商人召开座谈会，四大班子全都参加，现场办公，协调各类问题。

　　“领导重商，这是对商人最大的鼓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东胜区目前已有4000余名温州商人，鄂尔多斯全市则有七八千。

　　鄂尔多斯经济活跃的一个衍生物，是活跃的民间资本流通。有媒体曾引述典当行老板的话：“全国人民都炒股，就我们这里不炒，我们是全民放贷，比炒股好赚多了！”

　　此言不虚。李军的小舅子准备投标北京小汤山地区的一项工程，急需30万元现金。李军马上找了4个担保人，向一家相熟的融资公司贷了30万。

　　鉴于融资担保存在风险，市委市政府已将金融改革列为2007年鄂尔多斯的工作重点。但另一方面，以靳再良的观察，民间涌动的经济活力其实相当理性，“因为鄂尔多斯整个的机制好，投资企业有保证，他相信你不会破产，才往里投钱嘛”。

　　化蛹为蝶的三个转变

　　如果你参观蒙西、棋盘井、树林召、乌审召等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如果你了解神华集团的世界上第一条煤直接液化生产线、伊泰集团的国内第一条煤间接液化生产线、亿利集团的40万吨PVC项目、新奥集团的煤制甲醇和二甲醚项目，如果你知道几年中鄂尔多斯引进实施亿元以上项目376个、投资规模达4290亿元，如果你看到鄂尔多斯把煤矿从2000年的1901座压减至2006年的276座，产量却由2550万吨增加到1．7亿吨……

　　那么，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该是一首进行曲吧。

　　市发改委主任潘志峰告诉记者：鄂尔多斯过去是招商，现在是选商。在大力发展非资源性产业的目标下，现代华泰汽车项目落户鄂尔多斯，投资10.3亿元，年产5万台，并即将上马年产3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线。

　　鄂尔多斯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都是惊人的。这甚至令自治区领导也在调整思路。自治区领导本不愿轻言“跨越式”发展，但当发现有的地区已开始又好又快大步流星跨越时，“那么就完全可以再发展得快一点儿”。

　　当逐步实现从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向构筑社会资源优势转变、从依靠优惠政策拉动向依靠自主增长转变这两个战略性转变后，鄂尔多斯开始了以工业反哺农牧业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转变，即从城乡二元分割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

　　这次反哺，不是简单地以工业税收去补贴农牧业，而是实施禁牧休牧、生态移民、集中发展的革命性变革。自从2000年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以来，鄂尔多斯的农牧区人口已从93万减少至50万左右，城镇化率达57％。40万农牧民被转移出来，定居城镇，并通过政府培训技能后，进入二三产业。

　　转变生产方式后，大自然得到了充分的自我修复。鄂尔多斯的植被覆盖率从30％提高到70％。与此同时，全市粮食产量从2000年的13亿斤增加到24亿斤。更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草场贫瘠闻名的鄂尔多斯，牲畜存栏量从615万头只增加到1498万头只，位列全自治区第二。

　　早在1997年，鄂尔多斯市在东胜区万利镇开始对农牧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到2005年，低保已在全市全面实行。

　　同时，政府拿出的大量资金，不仅为农牧民保“饭”，还保“医”。政府在农牧民中组织实施了新型合作医疗，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下一步，鄂尔多斯将逐步建立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规划体系，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

　　一座向上蹿升的城市

　　当你更近距离地倾听这座城市时，它生长的声音，其实有小夜曲的风情。

　　“古摄影”是四川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影楼，王爱民是浙江台州人。4月底，他带着这个连锁品牌来到鄂尔多斯。王爱民此前在台州开影楼，“做得也蛮好”，只是“有点麻木了，想换地方”。

　　他考察了苏州的影楼市场，也考察了深圳的餐饮市场，最终决定来鄂尔多斯，因为“看了这里的婚纱摄影市场组合，感觉有很大空间”。而“古摄影”的风格讲求画意，适合高端市场。

　　王老板的定价从2999元到59999元，希望冲击这里原本“几百块上千块，最高也不过一万多点”的市场。在他看来，这座城市的这个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连硝烟都没有”。

　　试营业近一个月，定出去30多套，王爱民挺满意。

　　李军的媳妇开着一家公司，主要承接广告制作、喷绘等业务。他说：“呼和浩特每年有广告展览，我都让她去。有时候，北京的展览也去。这样才能学到好的广告创意。”

　　这两年，李军明显感觉生活节奏在变快，人也变忙了。“以前星期天没什么事干，现在经常忙死了”。人际交往的圈子也在扩大。

　　这里的人们觉察到，饭桌上越来越难听到纯正的鄂尔多斯口音了，外地人越来越多。他们为这种现象找到的解释是，“我们这里越来越像大城市了”。

　　东胜区旅游局的卢文秀是呼和浩特人，2004年从内蒙古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到鄂尔多斯工作。要在以前，呼市人到伊盟工作是很难想象的事。而卢文秀说，自己的同学里，除了留呼市的，有相当一部分都选择了鄂尔多斯。

　　“现在也有朋友让我回呼市，”他笑道，“我说，那我可得考虑条件了，看值不值得回去。”

　　如果这番话被靳再良听到，他多半会唏嘘不已。在他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全自治区12个盟市中，伊盟的吸引力“恐怕只比阿拉善强些”：大中专学生毕业不愿来、复转军人不愿来、干部调动不愿来，“除非是贬职，有点儿像流放，或者刺配”。

　　这里的房价也越来越像大城市了。

　　杨勇开了3年出租车，车是自己的，每天只需交给公司2元管理费。这样下来，他的月收入能有五六千。不过他显然并不满意，撇着嘴说：“一个月也就够买1．5平方米的房子。”

　　东胜区的房价这两年蹿升了不少。老城区至少3000多元，铁西新区的均价也接近3000元。区房管局副局长奇慧说，自己前两天去铁西区逛，很是惊讶，这么多房一下子就起来了，“我还亲自去考察了一番，看来市民的购买力真的很强，基本上都卖出去了。”

　　作为应对，2005年东胜区政府建了第一批廉租房，今年又开建4000户经济适用房。

　　这里的数字影院也越来越像大城市了。《蜘蛛侠3》的上映时间，比一线城市晚不了几天。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宝庆，从库房里翻出老旧拷贝，满足了记者看一场《鄂尔多斯风暴》的要求。宝庆自己看这部电影，是在上世纪60年代伊盟公署的礼堂里。

　　那座礼堂，除了放电影，盟委、行署开大会也在里面。到上世纪80年代，改成了人民影院。前几年重新装修，成了千龙休闲娱乐广场，里面有演艺吧、快吧、慢吧。

　　在它斜对面，是新建没几年的鄂尔多斯购物中心，数字影院就在那座楼上。而它的旁边，是更新的每天百货。再往东，原先的东胜百货大楼现已改名为绿洲商城。那是上世纪70年代部队援建的。老郝当时参加义务劳动，帮着捡过沙石。“卖过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商品”的这栋两层楼对面，原伊盟盟委老楼和购物中心之间，老郝听说，沃尔玛超市将在这里落户。

　　5月里这个雨天，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纹理间，汽车轮胎碾过激起水花的声响，铆足了劲儿向上蹿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