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拽着农民跑

　　本报记者 林天宏

　　 地图跟不上城市的脚步

　　摊开一幅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呼和浩特市市区地图，最南端表示城区颜色的浅红色，到双树村陡然停住。

　　“那时候，这里还是城市的边缘。”2007年5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在双树村居民小区“景馨家园”的一套精装修的两居室里，一批前来参观的记者和当地官员，正静静地听着屋子的主人——70岁的张志芳，讲述双树村这些年发生的变化。

　　张志芳讲了过去的很多事：曾住了40多年的低矮平房，一下大雨屋顶就会漏水；村里的土路垃圾遍地，没有公共厕所；村外漫无边际的田地；村头四棵大榆树下“娘娘庙”终日缭绕的香火……

　　这是上几代双树村人都经过的岁月。尽管与城市近在咫尺，但在2005年之前，这个仅有1500多人的村子，从未享受过城市现代化生活所带来的便捷。

　　2003年，呼和浩特市提出了“旧城改造计划”，决定利用6年的时间，投资170亿元，在主城区周围开展“城中村”改造，目的是把呼和浩特市城区的面积，由当时的90平方公里扩展到160平方公里。

　　不只是双树村和张志芳，呼市周边16个“城中村”的15万农民，都成了这场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昨天还是农民，但一转眼，却住上了楼房，成了城里人。”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品尝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单元房、公共防盗门、电梯、物业公司……房子的价格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套92平方米的精装修两居室，张志芳只有自掏腰包700元。

　　价格的背后，是呼市出台的一项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每户居民能够免费得到人均4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此外，政府还要掏腰包，为这些“城中村”里55周岁以上的男村民和50周岁以上的女村民建立了养老保险。

　　如今，摊开一幅2006年出版的呼和浩特市区地图，贯穿呼市的主干道——呼伦贝尔南路从双树村中穿过，这儿已经被纳入呼市新开通的二环路内。原本一年承包2000元都没人要的菜地，如今已成了城市的黄金地段，昔日的农村已变成繁华闹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离“景馨家园”数百米处的二环路边，正在兴建一个公务员小区，每平方米售价竟在3000元以上。

　　与公务员一样，双树村的村民已经是这个城市中的一分子，但让公务员们感到嫉妒的是，双树村委员会用政府给予双树村的征地款，在“景馨家园”的边上兴建了第二期村民住宅小区，村民们的下一代，将会永久告别自己的农民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儿的户主。

　　进入21世纪以来，呼市郊区约有近50万像张志芳这样的农业人口正在成为城市居民。连呼和浩特本地的居民也感到，“这个城市每天都在长大”。

　　当然，长大的不仅仅是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以西的包头，城市人口已突破180万。而在它南端的鄂尔多斯市所在地东胜区，人口从3万到今天的40万只经历了20多年时间。这个市区原来只有两条纵横交错的街道，现在已变成一座崭新的现代化新城。不仅如此，该市在距东胜区28公里以外又规划新建了康巴什新区，未来几年，紧邻康巴什的伊金霍洛旗，将与东胜区、康巴什新区南北贯通，合并为该市的主要城市功能区，预计届时人口将增至70万左右。

　　近七八年，无论是西部的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还是东部的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城市规模和城区面积，都扩大了将近一倍。有资料显示，内蒙古的城市面积，由2000年的593平方公里，已扩大到今天的824.36平方公里。

　　 城市怎样迎接这些新移民

　　5月24日下午5时20分，蒙H—36441停到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汽车站的路口，这辆簇新的银灰色“夏利”，在一排排沾满尘土的出租车里格外扎眼。司机乌日斯哈拉正坐在驾驶室里四处张望，期望能在天黑回家前再做一单生意。

　　6年前，由于锡林郭勒盟实行了“围封转移”战略——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仅西乌旗就转移了牧区人口13817人。乌日斯哈拉也在“围封”范围之内。

　　“最初其实不想走，这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啊。”乌日斯哈拉回忆说，“而且，一个牧民到了城市，告别了他的羊群和马鞭，该怎么生活呢？”

　　同样的忧虑，59岁的靳志英也曾有过。在距离锡林郭勒盟千里之外的鄂尔多斯市汶台庙乡兴盈村，靳志英曾有她赖以谋生的10亩玉米地，和一间“十几步就能走到头”的土坯房。

　　2005年，鄂尔多斯启动“退耕还林”项目，靳志英和上百户村民整体搬迁到新建的鄂尔多斯东胜区城郊的格舍壕小区。这个占地面积264亩的小区，由6栋清一色的6层楼房组成，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每户分到了68平方米的住房。

　　“我失去了土地，又这么大把年纪了，到城里去，那还不成了儿女们的拖累吗？”当时，靳志英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忧心忡忡。

　　“其实他们的忧虑，也同样是我们的忧虑。”鄂尔多斯当地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仅仅把农牧民移到城市里，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应该让这些农牧民移得出、稳得住，富起来。”

　　也因此，鄂尔多斯市出资补贴了当地的一些职业学校，让他们为牧民提供技能培训，拿惯锄头和马鞭的农牧民们在这儿学到了全新的谋生“手艺”——厨师、汽车修理、电脑操作，学费是免费的，学成后，当地政府推荐就业。

　　锡林郭勒盟特意为这些城市的新移民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购买旗里统一建设的楼房，每平方米850元，比市场价便宜了两三百元；从事个体经营，连续三年免税50％；想自主创业的牧民，由经济局出面与银行协调落实小额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共同分担。

　　人口仅有20万的阿拉善盟，国土面积2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地级地域面积最大的地区，有三分之二土地为沙漠和戈壁，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从上世纪末开始，为了改善牧民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当地政府陆续从农牧区迁出了近3万农牧民。这些农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为主。如今这个盟城镇人口已达到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

　　有资料显示，至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人口已与农业人口基本持平，大大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时间会认可“城里人”的身份

　　眼下，种了大半辈子田的靳玉英，依旧保持着她早起劳作的习惯。不过，她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玉米地，而是格舍壕小区里的街道和休闲广场；她也不再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她被安排为格舍壕小区的保洁员，每月工资600元。这笔收入比她原来的一倍还多。

　　每天清晨6时，靳玉英就出门，推上统一配发的三轮车，沿着小区兜上一圈，把地上废纸和饮料瓶清扫干净，这大概会占用她近两个小时。“这可比弯腰背朝天的农活儿轻松多了。”她呵呵笑着。

　　剩余的时间里，靳玉英依旧保留着农村的习惯，东奔西走串门，找同是农村来的邻居们聊天扯家常。只是她经常会失望，因为邻居们家的大门经常紧锁，多数人都适应了人生角色的转换，在城里的各个角落奔忙。

　　但乌日斯哈拉却没有靳玉英这么悠闲，在干了三年搬运工，“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后，他用打工存下的一万元钱，买下了他的第一辆汽车——一辆7500元的二手“夏利”，在西乌旗的汽车站跑出租，每天早起晚归，他已经逐渐忘却了草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悠闲生活。

　　在汽车站东边1公里处的西乌旗商贸市场，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服装店里，他的妻子娜仁通那嘎总在缝纫台边低着头忙活。这个牧民的女儿，有着红通通的脸蛋和一手缝制蒙古民族服饰的好手艺。服装店的生意十分红火，为了“消灭没完没了的订单”，她不得不每天都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

　　由于蒙古袍的制作工序十分繁琐，娜仁通那嘎还雇用了10个刚从牧区迁出来的新移民，每个月给她们开500~700元的工资，每个月扣掉店租和人员工资，她还有近3000元的赚头，

　　如今，虽然终日忙碌，虽然“每天张开眼，店租和车钱就得200元出头”，但乌日夫妇已经逐渐认可了自己“城里人”的身份，他们逐渐开始喜欢上了城市，喜欢上一种被大马路、煤气、自来水、电梯和单元房等一系列现代化元素所充实的崭新生活。

　　今年年初，“因为客人都爱坐新车”，乌日斯哈拉卖掉开了两年的二手“夏利”，又花了4万元买了一辆新车，“用它好好赚点钱，在城里买套像样的房子，再存够钱，让孩子上个大学。”

　　而如今，靳玉英也完全消失了初来城市时的恐惧，她会和邻居们七嘴八舌地争论在院子里种什么花“比较好看”，还经常会乘坐小区门口的公共汽车，到城里去逛百货商场，“挤啊挤啊，挤死人了，我们10个村子的人都没这么多。”

　　只是偶尔，靳玉英、乌日斯哈拉们依然还会怀念起从前那些悠闲自在的日子。

　　当乌日斯哈拉开车带着儿子安琪儿回到自家的草场时，这个在城里长大的7岁小男孩，会透过车窗的玻璃，好奇地张望着他的父辈熟视无睹的草原风景。望着他，乌日斯哈拉不由得会回想起许多年前，父亲在颠簸的马背上抱着幼时的他纵声大笑。

　　但一切变化已经注定，容不得有太多空余时间伤感。在安琪儿长大的这7年里，内蒙古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并且还在以每年20万至3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据估计到2010年，内蒙古的城镇人口会达到1500万，将占到总人口的70％。对一个2300多万人口的传统的农牧业大省来讲，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