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生态触发草原革命

　　本报记者 杨芳 林天宏

　　让我们从相隔一千多年的两段歌词说起吧。

　　一首这样描绘：“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另一位唱道：“蓝蓝的天空不再蓝蓝，不变的是我的祝福；风沙吹不散祖先的梦，干枯赶不走耕耘的人。”

　　后一段话出自腾格尔的歌曲《家园》。这个来自内蒙古的音乐人，一直用粗犷雄浑的嗓音，试图来唤醒人们对草原生态的关注。

　　而前一段话则是北朝民歌《敕勒川》。这篇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诗句，展现的则是十多个世纪前，内蒙古大草原的真实美景。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无法想象歌词的主角竟是同一片草原。曾几何时，《敕勒川》勾勒的美景，只能在人们的梦中出现。

　　 蓝蓝的天空不再蓝蓝

　　道布登森格蹲在羊圈里，用两把疏密不同的钢梳为山羊抓绒。恰逢春末夏初，正是抓绒和剪毛的好时机。

　　“看，里面没什么沙子。”这个扮相颇似腾格尔的蒙古族大汉随手抓起一撮羊毛，“过去风大的时候，沉甸甸的沙子能把羊给累趴下。”

　　他至今难忘生态变迁带给自己的悲喜。这里所属的鄂尔多斯市，既是内陆黄土高原与黄河河套平原的接合点，又是半荒漠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带。

　　上世纪末，由于连续三年干旱，加之过度放牧等人为因素，鄂尔多斯一度陷入即将被沙漠吞噬的困境。当时沙化、退化的草原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80％。

　　“风沙刮起的时候，天黑压压的一片，下午3点屋里就要开灯了。”此时，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郭锦林，向记者讲述起沙尘暴的景象，就像重现电视剧《西游记》中妖怪突袭的场面。

　　相比之下，这个农民所在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沙化情况似乎更为严重。多伦县位于浑善达克沙漠的边缘，一半耕地因严重风蚀而被迫弃荒。几年前，肆虐京城的沙尘暴更使这座边塞小城声名狼藉。有人调侃说：“刮进北京的10粒沙子有7粒来自多伦。”

　　灰蒙蒙的风沙正在替代绿油油的草原。以往，人们联想到内蒙古，跳出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草原，但今天时不时还会和沙尘暴联系起来。比这一情形更糟糕的是数字：尽管内蒙古拥有13亿亩草场资源，但严重沙化、退化和盐渍化面积惊人，约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56.3％。

　　“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能看见！”道布登森格讽刺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500多只山羊饿得“咩咩”直叫，却无能为力。郭锦林也好不到哪里去，耕种的土豆、荞麦等粮食一年比一年收成少，因为风沙肆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治理沙化沙尘的草原革命发端于上世纪末。当时，国家启动实施了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全国唯一被六大工程覆盖的省区。接下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对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12个省区市实行经济、环保等诸多政策的倾斜。

　　抓住上述机遇，内蒙古自治区对症实施了“收缩转移”战略，以大规模生产战线的转移为生态恢复和治理腾出空间。同时，在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人居的地区，划定无人居住的生态自然恢复区。此外，大力组织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水土保持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重点工程。

　　1998年，鄂尔多斯率先实行了全面禁牧，推广舍饲圈养模式化养殖；乌兰察布市在实施“进退还”战略后，又在全市农区禁牧，牧区实行了季节性休牧；锡林郭勒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围封转移行动；阿拉善耗资千万元建设生态自然封育治理区。

　　这场自西向东恢复生态的庞大工程，改变了千百年来农牧民的传统生产方式，被誉为“草原革命”。有专业人士评价，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草蓄双承包”。

　　为了使这一连串的措施看起来更有说服力，让我们举出几组数据进行说明：截至2006年年底，内蒙古新增造林合格面积100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50万亩，治理“三化”草原面积3450万亩，确保草原禁牧及休牧面积稳定在6．5亿亩以上。

　　干枯赶不走耕耘的人

　　相比那些大而无边的抽象数字，郭锦林的小账本显得格外朴实。坐在邻近县城的移民村家中，他掰着指头算了算自己的年收入。

　　“五六千吧！”犹豫了片刻，他报上这个数字。

　　“什么？你春节卖菜就挣了1000多元！”一旁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揶揄他，“大胆说吧，没人借你的钱！怎么也要上万吧！”

　　见周围的人大笑起来，郭锦林有些脸红地辩解道：“第一年才两千呢！”

　　7年前，因为居住地骆驼厂村严重沙化，他和上百户村民整体搬迁到修葺一新的富泉村。除了三间砖瓦房，县政府还提供了水电、有线电视等生活设施，其中每户只交纳5000元钱。

　　虽然和城市只有一步之遥，但老郭并不适应。他世世代代以放羊为生，对水浇地甚至蔬菜大棚等一窍不通。“什么日光温室、塑料薄膜，以前听都没听说。”他自嘲道，“结果第一年才那么点儿钱，远不如在草原养羊。”

　　同样不适应的还有道布登森格。祖祖辈辈在这片草原放牧，他最初很难接受圈养：“牛羊就是肚皮底下走风、草原上放养的东西，怎么能圈起来喂？”还有牧民质疑禁牧：“水地上就是种粮的，哪有种草的道理？”

　　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谈起当时的压力，感慨说：“甚至很多干部的思想也转不过弯来，工作上消极对待，个别人说风凉话，背地里发牢骚。”

　　犹如一个怪圈：草原的生态恶化削弱了畜牧业，而一味追求牲畜头数，使生态更加脆弱，从而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人与自然”、“农牧民增收与环境保护”，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

　　对此，郭锦林和道布登森格的答案竟然都是否定的。

　　“那个时候羊没有草吃。”郭锦林一脸痛惜，“草原上点火都点不着。”不仅如此，由于草场退化长出来的狼针草、醉马草等植物也极大降低了牛羊的价格。

　　虽然因舍饲圈养卖掉了300头羊，道布登森格的收入反而增加了一两千元。“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是靠技术吃饭。”他慢条斯理地解释。由于经过澳大利亚优种的改良，他的绒山羊每次产绒量达一斤半，是过去散养山羊的两倍。

　　这一东一西两户农牧民的变化，仅仅是这场草原革命刮起的一个缩影。截至去年年底，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面积达到5．43亿亩，禁牧、休牧草原达到6．47亿亩，人工种草保留面积达到33027.29万亩，草场改良保留面积达到4041.69万亩，飞播牧草保留面积达到1130.11万亩，饲用灌木保留面积达到2334.15万亩。

　　 这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虽然无法在这堆数字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郭锦林仍然切身感受到了草原革命带给家园的盎然生机。

　　回到以往居住的地方，他发现荒原正在恢复成绿洲。“有些草已经长到膝盖了。”他兴奋地比划着。沙打旺、羊草、大针茅等草原植被也在恢复，“有时候还能看到狍子”。

　　就在他成为生态移民那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多伦县实地考察，并做出“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的指示。如今，再次来到当年那块风蚀沙化的不毛之地，你会发现昔日的荒山都种上了柠条，栽上了沙柳，铺满大地的绿波一直涌向远方。鹅黄带蕊的柠条花、深蓝连片的马莲花、紫中透红的羊柴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都竞相绽放。

　　为此，有人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喟叹今昔对比：“忆往昔，生态失衡，水土流失，沟壑贫瘠伤塞北；看今朝，春风化雨，大漠披绿，山川秀美赛江南。”

　　道布登森格所在的杭锦旗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0％，空气湿润，青草葳蕤，简直无法想象这就是曾经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握手”的地方。去年，日本国际绿化推进中心的专家要在此地建立沙尘暴监测点，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原因是植被覆盖度过高，不符合监测要求。

　　和他们同样惊讶的还有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一次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议上，他说：“鄂尔多斯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不下十次，那时候，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一次大风就是一次浩劫，如今真是旧貌换新颜了。”

　　如果放眼整个内蒙古自治区，你会发现这一抹绿色正在蔓延：

　　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大青山一度岩石裸露，通过封山禁牧等生态治理，大青山的林草绿化率将会提高到30.6％，不久将成为呼市一座美丽的后花园。

　　东部的呼伦贝尔市，一场治理沙地的樟子松行动于2003年正式拉开帷幕。目前，种植在沙地上的27万棵樟子松正以燎原之势扩展，20年后，一条南北长250公里、东西宽140公里的樟子松绿色长廊将蜿蜒在呼伦贝尔的大地上。

　　南部的赤峰市推行“生态立市”的基本政策，逐渐形成以森林草原、沙漠景观为主的旅游产业，同时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切实保护森林生态环境。

　　西部的阿拉善盟在年降水量不足150毫米的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通过飞播灌草建起了一道宽10~15公里，长137公里的绿色屏障，不仅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而且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年吸引万余人到这里参观旅游。

　　对于这场绿色风暴的未来，内蒙古自治区描绘出一纸蓝图：到本世纪中叶，形成以大草原、大森林和几大流域为主体的良性生态环境系统，建设成横跨“三北”的绿色生态屏障，基本实现再造祖国北疆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

　　作为这纸蓝图上并不起眼的两个点，郭锦林正在200多平方米的院落里晒鱼，一旁的苹果树花开得正旺。在县城里学习计算机的儿子快回家了，他招呼妻子赶快去做午饭。这个世代居住在草原上的羊倌后代，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只是偶尔，他还会想念那个美丽的家园：蓝蓝的天空，白白的羊群。

　　而此刻，远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道布登森格，正在为家中飞来飞去的马蜂犯愁。这个身着灰色蒙古袍的中年人，自言自语道：“连马蜂都回来了，说明草原真的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