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五载历风雨 回归十年忆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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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6月30日晚，梁新春在香港会展中心新楼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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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香港大公报原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梁新春向本报记者介绍十年前香港回归时的情况。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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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出版的董建华当选特首号外。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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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结束只45分钟，部分推选委员还未离场，大公报的号外就送到了会场。图为梁新春在铜锣湾闹市区散发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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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新春以嘉宾身份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等一系列活动。图为仪式举行前记者与梁新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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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美丽的夜景。

　　本报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梁新春提供

　　本报记者 李勇

　　“火树银花不夜天，举国欢腾庆团圆。期盼了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写于1997年6月30日晚，作为社评刊于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大公报》。10年过去，文章的作者、香港大公报原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梁新春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声音仍有些激动。

　　无论是从当年受命赴香港参与办《大公报》，到5年间在香江边写下约600篇社评，到亲身经历香港回归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还是从回到湖南后依然挥之不去的香港情结，梁新春身上那种爱国爱港的情怀历久弥新。

　　6月26日下午，71岁的梁新春，在他位于湖南日报社院内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能分享香港回归的喜悦，见证“一国两制”的光辉，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带着一份刊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人民日报》跨过罗湖桥，开始了在港5年的办报生涯

　　1992年7月21日，从湖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任上调离，接受去香港参与办《大公报》任务的梁新春，第一次跨过罗湖桥，来到香港湾仔霎西街5号。

　　此行去香港，梁新春担子不轻。

　　一则，那时香港在他心中几乎是空白一片。离湘赴港前，梁新春准备“恶补”一下关于香港的知识。跑遍了长沙的书店，一本与香港有关的书也没买到。在湖南日报图书室找了半天，找到一份1990年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去香港，就带着这张报纸。”谈及当年的“狼狈”，梁新春开怀一笑。

　　二则，虽然办过30多年报纸，但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办报可说是一无所知。

　　大公报的同事们告诉梁新春，在港英统治时期，办左派报纸异常艰难。在过去的年代，包括《大公报》在内的3份左派报章的出版人、承印人及编辑被控告，有的报章被勒令停刊几个月，有的报人被判入狱。大公报就有好几位同事坐过港英的监牢，其中有位同事因向就读英文书院的同学派发了自己油印的批判奴化教育的传单，即被以“散发煽动性传单”罪名被判囚两年。同事们还告诉他，港英当局常采取聚会、喝茶等形式，向一些新闻机构的老总吹风、放料，左派报社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广告是报纸的经济命脉，港英当局或明或暗地封堵左派报章的广告来源。梁新春没想到，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办爱国报纸竟是如此地不自由。

　　大公报社虽处闹市，但房屋狭窄，梁新春等几个老总和五六十位记者、编辑挤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旁边一间约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房，就是他们开编前会、接待读者、复印资料及喝茶的地方，是个“多功能”室。这种条件，也是梁新春去港前没有想到的。

　　走访港人、广交朋友；穿大街、走小巷、登高楼；查资料、学法律……从白纸一张到对香港的昨天与今天、高层与底层、明处和暗处有较深入的了解，记者出身的梁新春顽强而坚韧地开始了在大公报社为期5年的工作。

　　5年内，梁新春见证和评说了处于后过渡期的香港的所有大事。1996年12月11日，港人选举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当时梁新春在大公报组织号外的采编、印刷和派发工作，并撰写祝贺社评，提出争分夺秒，必夺第一。同事们配合默契，效率惊人，董建华的得票数一过半，梁新春就签发了清样，电视上一显示董建华以320票当选，便去机房将这个数字加在头条消息的肩题上。推选委员还没有离开选举会场，大公报的号外已在会场外和繁华地段派发了。

　　站在铜锣湾街头，散发飘着墨香的号外，梁新春感到非常自豪。一家报纸第二天发出报道，称“《大公报》在完成点票45分钟时，号外就已在会外派发，更刊出祝贺董建华当选的社评，效率神速，令人目瞪口呆……”

　　5年时间，600篇社评，100万字。香港后过渡期的变幻风云，都在梁新春的笔下流淌

　　几本厚厚的剪报集，600篇社评尽列其中。梁新春说，当年就听说末代港督彭定康每天都要工作人员及时将这些社评翻译后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对此，梁新春解释说，香港的日报，大都天天有社评。社评是报纸的旗帜。作为左派报纸，《大公报》的社评往往被看作是中方的声音。

　　在大公报社期间，梁新春主管的就是社评工作。

　　“那时，我一点也不敢马虎，脑子很少休息。”梁新春指了指自己的头，“因为我时时刻刻都要关注和思考香港后过渡期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动向，关注和思考中英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关注和思考港英当局的动作，关注和思考港人的呼声。”

　　一段梁新春当年的日记，折射了当时他的忙碌：“1996年11月29日，继续观看行政长官候选人答问会现场直播；边看电视，边思考四场答问会的成功经验和积极意义；今晚社评题就定为《一次成功的候选人答问会》。”

　　《大公报》的社评，从1993年起开始改为除星期日外每天一篇。只要是重大新闻、重大问题，梁新春坚持当日评论。一般是晚上12时前定题，有时题目要作多次改动，写作时间很紧，大都一气呵成。录出小样后才做一点修改。5年时间，他写社评约600篇，共100余万字。这期间写社评，可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1992年7月，原英国保守党主席彭定康踏足香港担任总督。当年10月，彭定康所作的施政报告，就是一份露骨的挑战书，其要害是试图改变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原有经济、社会制度不变和法律基本不变的精神，组织一个以亲英分子为核心的立法局强加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延续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影响。这意味着一场激烈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开始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梁新春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翻开剪报，5年间，梁新春针对英国政府和彭定康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干扰香港平稳过渡的言行，写过200多篇社评，批评他们以“民主”、“自由”为幌子，大改政治体制和法律；批评他们在基础建设上只顾为英方捞取利益，而不顾港人的承受能力和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负担；批评他们在对待预委会的成立、筹委会的运作、临时立法会的产生等方面采取的不合作态度。

　　 “百年长梦今朝圆”7个字被梁新春珍藏了10年。他说，亲身见证香港回归那一夜，已成为他人生最深的记忆

　　翻开资料盒，梁新春小心翼翼地拿出出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及有关活动的嘉宾证和香港交接仪式程序表，递给记者。

　　梁新春说，这么多年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会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如果有朋友问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事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有幸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见证人。

　　“我原以为只有通过看电视来度过香港回归之夜。”梁新春说，因为办报异常紧张，他早已打算到7月1日零时，和报馆的同事们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米字旗徐徐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场面。

　　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24日上午，行政长官办公室寄来的信送到了梁新春办公室。拆开一看，是邀请梁新春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酒会的请柬。随后两天，他又收到交接仪式统筹处发来的邀请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请柬，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的邀请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的请柬，还收到英方发出的邀请出席英国威尔斯亲王晚宴的请柬———总之，这些请柬可以让梁新春亲眼目睹香港交接仪式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有关活动的全过程。

　　巨大的幸福感一下子击中了这个湖南人。6月30日晚10时，他将祝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七一”社评写好后，满怀激动的心情，来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楼交接仪式会场。

　　晚11时30分，4000多位嘉宾落座。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大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也跟着升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彻底洗雪了！期盼了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一刻，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泪珠在眼眶内转动。”其时，梁新春将百感千情凝聚于笔尖，在香港交接仪式程序表的扉页，写下了“百年长梦今朝圆”7个字。10年之后，梁新春说起当时的盛况，仍心绪难平。

　　仪式结束时已是凌晨2时20分，他又立即返回报社，把自己在现场的所感，充实到即将见报的题为《中华壮举世纪盛事》的社评中。

　　书房的电视机里，凤凰卫视正在播放香港回归10周年的有关报道。梁新春说，他关注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香港

　　虽然在香港回归数月之后，梁新春就离港返湘，但这些年来，他关注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块他奋斗了5年的土地，那里有他太多的情结———

　　忘不了大公报过去的同事节日里在电子邮件中给他发的“春哥，祝福你”的话语，忘不了那些给了他支持、鼓励和帮助的老朋友，忘不了曾经访问过的香港“笼屋”和住在那里的贫民，更忘不了香港在后过渡期的5年风雨、5年艰辛……

　　“这10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去香港一次，看看老朋友，看看香港的变化。”与此同时，梁新春还曾多次邀请香港朋友来湘，充当了湘港两地交流的使者。

　　梁新春说，回归10年，他的感觉是，香港越来越繁荣稳定，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在香港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出现一些悲观论调。但梁新春总是对他的香港朋友说，困难是暂时的，香港不会乱，只会越来越好。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看时，梁新春说，铜锣湾还是那般繁华，过往行人走路还是那么快，整个城市还是显得那么有活力。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与邓小平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做过这样的预测：如果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将立即崩溃，世人也将目睹香港在中国与英国统治下的天壤之别。香港回归后的事实，将会告诉这位夫人：实践‘一国两制’的香港人，能够创造出英国人想不到的奇迹来。”这是梁新春在1997年7月2日写的题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定会成功》的社评中的一段话。

　　奇迹的确发生了：香港成功挺过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禽流感、全球经济衰退等暂时困难，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正绽放越来越迷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