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公众=学术失职

　　易读和学术化之间的冲突一定不能调和？

　　初格

　　近来，媒体就易读和学术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有不少报道。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为买《读书》我每月必去一次三联书店，在轻轻的背景音乐声中，拿一本还带着油墨香味的《读书》，在不完全理解的文字间寻找熟悉的、令人兴奋的字眼，并渐渐地将那些深奥也一一咽下，走出书店时，原来的烦恼、迷惘都减轻了不少，因为《读书》让我意识到还有那么多领域我一无所知而又完全可以获知——那是《读书》最畅销的时期，它“注重文学的特色，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同时，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当时的总编辑沈昌文引介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从杂志来看，可读性是这本严肃刊物生存的前提；从总编辑本人看，把杂志办得可读是他作为学问人的厚道之处，至少让渴望读书又没读过多少书的人们如我者，没感到自卑和无所适从。

　　遗憾的是，这种姿态后来渐渐消失了，《读书》陷入了一个没能免俗的矛盾：杂志的好读和学术化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冲突被文章中宏大的叙事和深奥的话语放大着，成了铺天盖地的市场化中，一个顽强而矜持的符号，渐渐的我也很少买《读书》了，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读书》的很多文章看不懂，而看不懂的文章所涉及的领域又并不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知道是《读书》抛弃了读者，还是读者抛弃了《读书》？

　　有本电影杂志办得很霸道，满篇的文字没有留白，读起来很困难。但它的订户不少，因为它能提供别的媒体没有的独家信息。但《读书》不能和它比，因为在现有环境中，人们接受娱乐资讯远比接受学问容易。这就要求学术本身必须选择一种适于现实的传播方式。换句话说，《读书》没有娱乐杂志那样的本钱，虽然这是现时代文化状态的悲哀，但也是身为学术杂志的总编辑必须面对并且要想辙的事。

　　细想起来，十年前的《读书》并没因低姿态而失去读书人的风范，而且还赢得了渴望读书人的拥趸。由此可见，调整杂志的定位本身不会损失什么，只是牵扯到文章的写作技巧，也牵扯到和时代同行的意识，缺此之一都会使维护学术的目的事与愿违。

　　于丹讲《论语》的红火，让读书人很是不平。这个学大众传播的，没多少斯文气的女人，用通俗的话语居然轻而易举地就把学术经典拉下了神坛，无论是经典还是经典的翻译者都受到了清静的学术界中从来没有的关注和爱戴，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一直守着寒窗的学问人没有酸葡萄心态。不能说于丹如实地解释了论语的真谛，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确实开始了学术对大众的翻译。但是，这种翻译是不是每个学大众传播的人都能掌握？还没被拉下神坛的经典能不能免受糟改的厄运？现在不得而知。如果真有那样的结果，和《读书》总编的清高矜持乃至自恋不无关系，至少他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问人的心态，矜持和拒绝公众本身就是对学术正确传播的消极和放弃，这个失职使他们失去了指责学术明星的权利。

　　《读书》杂志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