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吏须指向治庸治懒

　　中新网7月5日电 美国《侨报》3日社论指出，有迹象显示，中国官员责任伦理正在开始形成。然而应看到的是，治庸治懒，其难度与挑战并不亚于反贪反腐。原文摘录如下：

　　今年的“七·一”，没有大规模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庆生的隆重与喧闹，北京显得沉静和内敛。当然，这份沉静和内敛不是没有理由的：几天前，已有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几月后，将有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召开。几千公里外的香港，则在“七·一”上演着“一国两制”的十年大戏，而这，正是八十六岁的中共执政五十八年的神来之笔。

　　尽管巨笔写下的政治包容创造了让世界瞠目的香港继续繁荣和稳定；尽管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国人骄傲；尽管中国省级高官调整完毕其年轻化、知识化、国际化令人期待，但蓬勃机遇中的隐性危机也不断提醒当政者居安思危。

　　六月二十五日的胡锦涛中央党校讲话，就在谨言慎词中意味深长地提醒：要居安思危，要增强忧患意识。此时的中央党校，再次成为蕴涵多重政治概念的历史性场合，在中共十七大之前仅有的几个重要时点，承载了中共最高层的深思和忧虑：

　　在中国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在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之时，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之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如何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中共反腐多年，“老虎”越反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反腐的链条越来越长，关口越来越前移，从学扁鹊治病发展到学扁鹊防病，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便是例证。

　　相对反贪反腐，治庸治懒则是老而弥新的课题。而如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员的尸位素餐，已形成政治资源的最大浪费。另外，互联网时代把一切敏感问题瞬间变成突发事件，也把庸与懒变成了官场的重磅敌人。

　　有人把腐败比作硬伤，那么，庸官则是暗伤，平日被太平景象掩盖，一旦爆发，损失无法估量。而与此同时，“懒政”正像感冒一样流行。有关部门表示，近年来，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不作为”类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不象腐败如毒瘤，人人割之而后快。而“庸道”却是官场“潜规则”，形成官场的某种“逆淘汰”，侵蚀了健康的政治生态。有人甚至津津乐道：“庸道”之上乘，当能以“庸”取胜；“庸道”之中乘，至少以碌代为；“庸道”之下乘，尚可以庸保身。“庸”得安逸、“庸”得滋润，“庸”成正果、庸而得福者不在少数。

　　所以，有沈大高速公路无名尸体24天未得处理的事件，有曾轰动全国的重庆“虹桥垮塌事件”；为打击短信诈骗犯罪，福建某县关闭所有银行柜员机；为了避免端午节划龙舟出事故，江西某市将当地近千条龙舟锯断或砸烂……

　　“庸官”的“懒政”，不仅损害着公民作为纳税人应有的正当权益，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损害着行政机关的“政府信用”。“庸官”的“懒政”，常以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被侵犯作为代价，隐性地激化党群、干群矛盾，较之乱作为、误作为，对中国党和政府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前不久对官场庸俗作风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庸俗作风是通向腐败的引桥。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从行为庸俗化开始的。庸俗作风则是一种病毒，它降低党的肌体免疫功能。”

　　眼下，中共省级高官调整完毕，各地的“一把手”报告中，均提出将在改进领导方式上有所创新。海外观察家因此得出结论，地方换届中包括“改革领导和执政方式”在内的几大关键词，已成十七大主要看点。

　　据悉，在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第一次提出“治庸计划”，向庸官开刀后，深圳市政府也开始推进“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市长许宗衡要求政府每个部门都各司其职，因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负责人要向市民公开道歉，公布整改方案，限期改正；对于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推诿拖延、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行为，要严肃查处。日前，牡丹江又有治庸治懒新举推出，因为有八十五人受到处分，所以，在这个北国小城引强烈震动……

　　于是，乐观者评说，上述事件有举措已经朦胧显示，中国官员责任伦理正在开始形成。然而还应看到，治庸治懒，其难度，其挑战，并不亚于反贪反腐。如何在制度上切实防治庸官懒政的蔓延，也是一个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