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垃圾门”折射扭曲的慈善观

　　四川的11家高校，在5月8日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这一天，捐赠了近8吨共10多万件衣物，但其中居然有30％是垃圾衣物，包括女生的贴身内衣和男生发臭的脏球衣（6月29日《华西都市报》）。两吨多垃圾衣物，以平均每人捐赠一公斤计，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而且很可能以即将毕业离校的大学生居多。也就是说，这些用垃圾玷污爱心的，大多是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教育的学生。称之为“垃圾门”，言不为过。满足于一般的道德批判，很可能失之于肤浅，因而也就未必能折服当事的大学生，更无以济世。我以为，从这“垃圾门”中，折射的是长期被扭曲的慈善观。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流舆论曾把“慈善”普遍解读成“虚伪”。电影、小说里，凡挂有“积善”匾额的，无不是坏蛋的家；凡叫“善人”的，也无不是坏人。一边作恶，一边捻佛珠，曾是这类形象的典型。黄世仁的母亲，刀砍雷锋的地主婆，被认为是这类人的代表；育婴堂、施粥厂，被视之为压迫和欺骗的另类伎俩。只要行善，就是为行恶方便而自饰，或因作恶太多而自赎。否则，为什么要“行善”？这成了一种广被认可的逻辑。有人甚至注意到，对“慈善”的贬化，至今还反映在现行的各类辞典中。不仅《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都没有“慈善家”的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竟然有“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的内容，认为“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认定“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最后的结论是：“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虽然今天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在许多人眼里，行善仍是有钱人的事。对有钱人的偏见，很容易转化为对慈善行为的偏见。许多中国人怯于“行善”，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从“垃圾门”的情形看，要为“慈善”正名，恐怕尚待时日。

　　贬化“行善”，势必丑化“受善”。一个“嗟来之食”的故事，就被扭曲了几千年。齐国那个叫黔敖的“行善”者，确曾以“嗟来食”让“饿者”感到了羞辱，但黔敖马上知错了，道了歉，“饿者”却“终不食而死”。所有的选文，几乎都不选孔门高徒曾子紧接着的评价：“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意思是说，对于这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的行为，是不应赞同的，因为听到“嗟来食”可以掉首而走，但听到道歉则就“可食”了。在儒家文化里，本没有为了骨气就该饿死的残忍，这正是《礼记》收录“嗟来之食”的本义。遗憾的是，被宋明理学扭曲了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倒被后人视之为美德，妄加弘扬。这是特别可悲的地方。要知道，接受援助，首先是对慈善的呼应。既肯定“行善”，也必须同时肯定“受善”。否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因为“行善”纵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也是要靠“受善”来完成的。我就听一个没找着工作的大学生说：让我吃低保，死也不愿。这个学生有骨气固然不假，但也有着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深深误解。对“受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势必导致对“受善”者缺乏应有的尊重，拿垃圾衣物打发人，正缘于这种尊重的缺失。

　　此外，总有人习惯于将行善导演成一场场“秀”，不惜严重扭曲慈善的善意。明明是一点可怜的衣物食品，非得逢年过节送；交接时非得摆出姿态，以便于在报纸、荧屏上炫示；“受善”者还得说上许多感谢这、感谢那的好话；甚至于开大会，让“受善”者在众目睽睽下，列队上台领取……一面崇尚宁死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一面又非让人拿骨气来换这点“嗟来之食”。试问，组织这类慈善活动的人，何曾考虑过“受善”者的感受？当“受善”常被弄得一点尊严也没有的时候，怎么期望大学生在捐出垃圾衣物时，能从衣物接受者的角度，将心比心，给他们一点尊严？

　　虽然人人都知道，慈善事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实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光靠这，远远不够。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乃是不可小觑的第三次分配。但有统计表明，中华慈善总会所收到的捐赠，70%来自国外和港台；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不到1%。这其实是另一意义的“垃圾门”，和大学生捐赠垃圾衣物一样，凸显着慈善观被长期扭曲的尴尬。要走出慈善事业的“垃圾门”，必须将扭曲了的慈善观重新校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