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复活

　　文/张 弘

　　"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是李开元《复活的历史》一书写作的出发点。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李开元所叙述的历史与我们印像中的历史典籍大相径庭。在他笔下，历史变得生动而鲜活，乃至于会产生"这是历史还是文学"的疑虑。

　　记得有史学研究者说过，要以做新闻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其意在于，不仅要保证事实的真实和准确，还要核实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写作者亲耳听到，引用人物所说的话不得加引号。应当说，这样的史学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学者的这种严谨值得我们敬佩。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史记》在保持事实可靠的前提下，运用了文学的笔法。在这部"千古之绝唱，史家之《离骚》"的著作中，抛开神话、传说不论，里面出现了多处难以确知的描写：在《魏公子列传》中，记录了隐士侯赢和信陵君密谋偷虎符救赵一事，事后侯赢为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随即自刎而死，这样司马迁是如何知道两个人私下在觅食中的谈话内容呢？又如何能将他们的对话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呢？再如，《项羽本纪》、《刺客列传》里，对很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和人物都有心理描写，如果以"求实"的态度来追问，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又怎么能被记载下来呢？显然，这是司马迁作为文学家的想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史记》全不可信，司马迁的史学写作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经两千多年之后，仍是后世史学家的追求。原因在于，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不管会受到怎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人类的道德、情感等方面总有相通的地方。而史学家在已经确定的事实中，以移情的方式让躲藏在事件后面的人物变得个性分明，栩栩如生，这或许是另一种程度的真实。

　　在李开元笔下，刘邦的形像让人耳目一新。从早年的学子，到成年后的游侠，再到不轨的地方小吏，以至成就霸业，作者认为，刘邦的大度并非天性宽厚仁慈，而是为了最终目标自我克制，容忍待人。这种肚量既是天生素质，也是苦难磨练的结果。李开元还根据自己的考证提出，赵高并非宦阉，而且书法一流，颇有文才，"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而作者一开篇就对《史记》中的空白进行了填充，并以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进行"解谜"。这样的概括、分析和推理未必准确，但其历史叙述和写作方式，确是以太史公为样版。

　　作为一本进行新的史学探索的著作，李开元的尝试是可贵的。但是，从严格的史学研究来说，本书离信史还有一段距离--它只是李开元根据典籍、实地考察，想像和推理所复活的历史而并非历史的复活。历史的复活有赖于用最确凿的证据使历史变得像雕像一样真实之后，再擦去岁月的尘埃和积垢，使之尽可能呈现出最初的面目--就像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所做的那样。李开元教授称，复活历史需要心灵的体察加上智力的推想，在我看来，或许可以补加上陈平原强调的"扎死寨，打硬仗"。而本书所长在于，作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完全摆脱了学究气和八股味，其文字通俗浅显，叙述流畅而扣人心弦，较之一些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解决了史学著作的趣味性和可读性问题，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的约束。不难想见，一些人可能认为本书并非严格意义的史学著作甚至对之嗤之以鼻--但，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另一方面，李开元把一本描写秦帝国崩溃过程的著作，写得像小说一样流畅和易读，却以《复活的历史》为书名。显然，作者对通行的史学理论有所不满。自从中国加入到现代化的大合唱之后，西方史学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由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学传统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遗忘。毋庸讳言，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学习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中国史学家的任务之一，而由《史记》所展开的历史言说仍有其可贵的一面，如何将两者进行融合，或是中国史学家在今后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中需要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