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定性10种新型权钱交易受贿犯罪

　　党纪与国法紧密衔接 深入反腐又一重大举措

　　“两高”定性10种新型权钱交易受贿犯罪

　　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8日联合发文，明确“收受干股”“期权寻租”等10种新型受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这是继中纪委下发“八项禁令”之后，中国司法机关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夏赞忠日前指出，近几年来，各级纪检机关在办案实践中发现，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违纪违法者的手法不断翻新，形式变化多样，更具隐蔽性。由“公开”转为“私下”、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这使得现有法律和党规在适用上不够明晰。

　　有鉴于此，中纪委事先已将5月发布的“八项禁令”与司法解释相衔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意见》明确了10种新型受贿的犯罪行为，对权钱交易的定性问题给出了司法解释，并对一些在具体查证和认定中存在一定困难的受贿行为进行了区分。

　　期权寻租 “事先约定”为定罪条件

　　一些腐败分子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并不立即收受财物，而是等离职后再收受此前约定的报酬，人民群众对这种“期权寻租”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

　　对于这种变“现货”为“期权”的隐蔽行为，《意见》明确规定，此类行为以受贿论处。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贿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曾出过一个批复。批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须以在职时有事先约定为定罪条件。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没有“事先约定”的限制要件，很有可能造成客观归罪，将离职后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一概作为受贿罪追究，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同时，有必要对该《批复》精神进一步具体化，以满足办案实践的需要。

　　出于这一考虑，《意见》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财物，在客观上足以表明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前与请托人有约定，与批复规定的原则是一致的。

　　交易受贿 低买高卖房屋汽车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具体界定，是当前办理腐败案件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的行为，认定为受贿行为。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与直接收受财物相比只是手法上有所不同，性质上都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这类交易行为的对象多为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如简单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达到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点的，都将构成受贿犯罪，则有可能混淆正常交易与权钱交易的界限，也不利于控制打击面。为此，《意见》规定了“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限制性条件。

　　针对《意见》规定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人实际获取的好处是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以此认定受贿数额符合刑法规定。

　　《意见》规定，《意见》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

　　考虑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优惠让利是一种正常而普遍的销售方式，《意见》明确，“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借用为名 实际占有房屋汽车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作出的这一规定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等物品实行登记变更的规定并不相悖。刑法上非法占有的认定标准与物权法上的合法所有的认定标准不完全一样，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并不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为条件，是否在法律上取得对房屋、汽车等的所有权，并不能对事实上占有房屋、汽车等的认定构成障碍。只要双方有明确的送、收的意思表示，受贿方实际占有房屋、汽车等即可认定为受贿。

　　同时，考虑到未办理权属登记情形下受贿犯罪容易与合法借用混淆，《意见》特别强调要准确区分以借为名的受贿与真实借用的界限，并为此列举了5种主要的判断参照因素。

　　《意见》明确，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是否实际使用；借用时间的长短；有无归还的条件；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收受干股 以实际分红计受贿数额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所谓“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在不少腐败犯罪案件中，以拿干股的形式行使隐蔽受贿犯罪行为的，为数不少。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收受干股如何计算受贿数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十分清晰。

　　据“两高”有关负责人介绍，8日发布的《意见》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收受干股是否需要经过登记才可以认定，二是干股没有实际转让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第一个问题，“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刑事犯罪行为和民商事法律行为的认定上应当有所区分，刑事犯罪行为侧重于客观事实的认定，所以，《意见》明确，没有进行转让登记，但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事实转让的，也应当认定为受贿。

　　对于第二个问题，“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股权没有进行登记或者事实上转让的情况下，所谓的干股，只是名义上的干股，受贿人真实得到的是以赢利名义给付的红利，故应当以实际得到的好处即分红来计算受贿数额。

　　据此，《意见》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委托理财 零投资高收益变相受贿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对于受贿数额的计算方法，《意见》明确，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两高”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未实际出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变相收受他人财物的；二是他人虽然将国家工作人员出资实际用于投资活动，但国家工作人员所获“收益”与实际赢利明显不符。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第一种情形，既然没有出资，也就谈不上委托理财，更谈不上理财“收益”，应当以受贿处理。对于第二种情形，其实质就是变相受贿。

　　赌博受贿 区分赌博、娱乐活动

　　《意见》规定，司法实践中，认定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犯罪时，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

　　根据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司法实践中反映，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此类行为的定性处理意见，但在具体查证和认定中存在一定困难。

　　为此，《意见》列举了4种可资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的参考因素。要求在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这4种因素进行判断：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赌资来源；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家人受贿 授意家人间接收取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职务较高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往往不是其本人亲自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是授意请托人与特定关系人以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方式进行交易，有关财物也由特定关系人收取。

　　对于这种由“直接受贿”变为“间接受贿”的隐蔽犯罪，《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意见》予以明确，即“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意见》同时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对于《意见》对“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的规定，“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类行为，虽然表面上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获得财物，但实质上行贿人的指向是很明确的，最后送给特定关系人完全是根据国家工作人员的意思，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财物的处置行为所致，同样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获得了财物，故应以受贿论处。

　　挂名领薪 不工作却领取薪水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意见》同时明确，“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对于《意见》所规定的对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的处理意见，“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或者接受他人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是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的，这与直接接受财物没有实质区别，应以受贿论处。

　　二是特定关系人虽然参与工作但领取的薪酬明显高于该职位正常薪酬水平的，其性质属于变相受贿，但考虑到当前一些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薪酬发放不规范，如何认定实际领取的薪酬与正常薪酬是否相当以及如何认定受贿数额，均存在困难，故《意见》对这种情况暂没作规定。

　　三是特定关系人正常工作和领取薪酬的，不存在非法收受财物问题，不能以犯罪处理。

　　合办公司 投资为名获取利润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收受请托人财物，是近几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意见》明确，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属于受贿行为。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由请托人出资，国家工作人员“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这与直接收受贿赂财物没有本质区别，应以受贿处理。

　　二是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既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管理、经营，这意味着行为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获取所谓“利润”，属于打着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行受贿之实的变相受贿行为。

　　基于以上判断，《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上交情形 为掩饰受贿上交仍应定罪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意见》同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显然，对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意见》区分两种情形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意见。

　　这种区分的依据何在？“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说明其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因此，不是受贿。收受财物后，因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已经实施完毕，而且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意思，依法依理均应定罪处罚。本版稿件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