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被侵犯少女“二次受害”

　　■ 社论

　　昨天，《新京报》报道了贵州威宁两教师胁迫18名未成年女生“卖处”的惊人事件。已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这群制造了罪恶的人，法律当然不会饶恕他们。

　　但是，事件的结局不能仅止于恶人的受惩，也不能止于对当地教育环境的反思———谁让那两个有着罪恶心理的人成为教师，长达一年多、多人受害，为何没有引起警觉，那些“买处”的老板们是否受到处罚———我们依然放心不下的是，那群受伤害的女孩子会有怎样的未来？

　　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今年六一，当地教育部门给18名受害少女每人800元慰问金，“信封上贴着张红纸条。”在惯常思维中，这是一件体现人文关怀的“好事”。但是，或许人们没想过，如此送给受害少女们的“温情”，即使施爱者出于真心，但是无意中也揭开了受害少女的伤疤，让她们遭受“二次侵害”。

　　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信息：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具体学校、具体年龄，甚至还有“几名年龄小的已经丧失生育能力”。这些信息对远隔千里之外的人们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但对那些终生要生活在某个小村落的女孩子来说，信息公开到可以轻易让人指认出来，她们如何在熟人面前抬头？

　　《中国青年报》不久前报道：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3619件，2000年3081件。遗憾的是，一面是未成年少女受侵害案呈增多之势，一方面，来自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善后关怀”却几乎是空白，甚至一些“关怀”适得其反，有意无意对受害少女再次造成伤害。

　　这种二次伤害除周围人包括父母、亲戚、邻居对其态度的变化造成外，更突出表现在司法机关的行为中：在侦查过程中，有的警察鸣着警笛把警车开到教室门口，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作案的老师从课堂上带走，或者穿警服、开警车、亮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导致“绝对隐私”广泛流传；或者重复询问案情细节，导致受害人不得不反复进行回忆，每回忆一次就是一次伤害。在审判时，让被害人出庭作证，使其不得不面对犯罪人，这又是一次伤害。

　　我们的社会对此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据长期从事受害儿童心理研究的龙迪女士介绍，在香港，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和警务处都设有儿童保护科，为受害儿童提供帮助。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儿童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

　　我们知道，在法院审判环节，我们有对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其目的自然是要保护他们的心灵免受再次伤害，但在司法的其他环节，这种保护显然还很薄弱。其实，除了审判细节上的改进(比如不得让受伤害的未成年少女直接出庭作证)，在侦查、起诉等阶段，还有必要制定详细的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保护法规。比如，可借鉴香港的经验，对受害儿童，其情节要避免为人所知，讯问和记录要由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的警员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不得对儿童连续不断地讯问，等等。

　　如果要给受不法侵害的人群进行“排队”的话，遭受性侵害的少女应该是最不幸、最孤独、影响最深远的。有时候，二次伤害甚至比一次伤害后果更严重。一个健康、温馨的社会，不仅需要“抑恶”，更要“扬善”。但无论是有关部门的“送温暖”，还是司法机关的“速求正义”，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但是，粗心的善意可能会造成的二次伤害，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