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突袭手段是选举之恶 陈菊被判有益无害

　　距陈菊一审被判当选无效迄今将近一个月，今天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说，该是好好放下蓝绿口水，冷静看待这个判决有何影响的时候。或许从足球谈起，会让事情更加明朗。

　　上世纪八○到九○年代，是足球运动最蓬勃发展的时期；足球疆界从南美跨到北美，从欧洲走到非洲、亚洲。但同一时间，也是足球发展最黑暗的时期。

　　一九八五年，欧洲连续发生了比利时海瑟尔、英国巴拉福特惨剧，一九八九年，发生了更严重的英国希尔斯堡惨剧，三次加总，球迷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人。一九九○年的世界杯，则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看”的世界杯，参赛球队以各种粗暴的手段大打防守足球，只求平局进入ＰＫ大战。足球发展的丧钟，似乎已经悄悄的响起。

　　面对这样的变局，国际足坛采大动作响应：列名在册的足球流氓被各国禁止入境；英格兰所有球队禁止参加欧洲重要杯赛五年；九八年世界杯，首次宣告“背后铲人”的动作属于重大犯规，一律罚牌；其它防守犯规，也抓得更紧、罚得更凶。

　　其实不管足球规则或者法律，除了消极的惩处违反者外，更有捍卫某种价值的积极目的。对足球规则来说，是维持比赛的公平竞争与运动精神；对法律而言，则是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无论选罢法或者刑法，对“违法选举手段”定义几乎只限缩在可明确量化的贿选、做票，其它则几被视为“选举必要之恶”，甚至被认为是民主的一部份。自九八年高雄市长选举的伪造录音带，乃至○四年总统选举的两颗子弹、去年高雄市长的“伪走路工案”，靠着突袭式手段翻盘，似乎已成了重大选举的常态。

　　然而就如同“背后铲人”成为常态对足球本质的伤害一样，突袭式的选举手段一再发生，也严重斲伤民主政治的价值，司法若仍袖手旁观，就是自绝于法律的积极目的之外。陈菊一审被判当选无效，除了能将民主拖回常轨外，也将标示司法可以在民主政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