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不是唯一的选择

　　6月外贸顺差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突破1.3万亿，即将公布的6月CPI数据也将是一个不低的数据。加息或提高准备金率，成为了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不过，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曾认为，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加强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能否有效解决当前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突出问题？本报记者就此特别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林毅夫。

　　林毅夫表示：“在我国，政府应明确政策信号，稳定货币，控制升值的幅度。而釜底抽薪之策还是防范投资‘潮涌现象’，避免不断涌现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

　　当今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新古典理论强调市场作用，认为灵活的价格调整能够使信贷、投资、消费、储蓄自动平衡，使经济稳定。凯恩斯理论则认为，经济严重失衡时，应强调财政政策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

　　不过，林毅夫认为，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提出，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治理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不应该干预企业投资。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林毅夫解释说，发达国家的产业位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会是什么企业没有共识，政府也不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

　　产业升级只能靠各企业凭自己的判断，自己做投资决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只有少数的投资会成功，整个经济的产业升级就靠这些少数成功的企业来拉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处在世界产业链的内部，在产业升级中，企业对哪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同时投向相同的产业，于是投资“潮涌”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出现。

　　在每一波开始时，企业有很高的投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热情。

　　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

　　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理论，不对企业投资进行指导，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既然投资“潮涌现象”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常态，理论和实践上就都不能漠视它。

　　当投资出现过热，并且涌现某些产业时，林毅夫的药方是，除了利用货币政策，提高贷款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外，“由于政府对整体投资、信贷总量、市场需求等信息具有总量优势，可以依此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这些标准的实施。而且，如果能适时发布这些信息，就能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现在的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

　　因此林毅夫认为，主张限制政府宏观治理职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更好地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