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牛肉面里的风暴”

　　 作者：熊培云

　　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也只能嗷嗷待哺，等待政府的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

　　兰州市物价局、工商局、卫生局等四部门联合对该市牛肉面价格实行最高限价，消息一经披露，引发强烈关注。大约10天后，国家发改委官员在一档电视栏目中就此事表态：“即使牛肉面经营者确实存在串通涨价行为，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去干预本应当由市场调节商品价格的做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略欠妥当”。

　　兰州政府部门一定觉得很委屈。上个月，在发现兰州市牛肉面一年内由2.2元涨至3元这“极不正常的价格波动”后，当地物价局等部门本想给兰州市民“一个保持经济美好前景最有效的定心丸”，孰料这次积极行政竟然在全国招致如此广泛的批评。更有学者批评他们不但没有走在时代前面，反而在扯社会进步的后腿———政府细到直接去干预拉面的价格，是“典型的向计划经济的回归”。

　　中国市场经济的培育已不乏年月。必须承认的是，直到今天，有些政府部门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以其“看得见的脚”影响市场“看不见的手”。兰州有关部门对牛肉面进行“限价消毒”，就是这种思维的延续，而批评也来源于此。

　　当然，对“看得见的脚”的批评，这一点大家已经批评得足够多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兰州市物价局新闻发言人面对质疑时的辩解。这位发言人说，在兰州牛肉面是民生的指向标，“牛肉面的价格就是兰州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民生价格”。言下之意，兰州物价部门之所以出台调控政策，完全是为了民生考虑。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努力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今天，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一种“民权”，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力对其侵犯？

　　如果承认计划经济追求“官权”，市场经济信奉“民权”，就不难发现，兰州牛肉面限价问题本质上是民生与民权的关系之争。对民生和民权，人们习惯于将其并列，有时甚至完全等同，认为保障民生就是保障民权，以至于当有人标榜民生为所欲为时，我们却对其侵犯民权的事实视而不见。

　　应该说，中国文化中悲天悯人的“民生传统”十分发达。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等等。这些无不反映了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装载着他人的命运，与此同时，它也说明民众的幸福多是通过有志者慷慨一生的赠予而获得，而不是像民权那样，源于自身权利的开花结果。

　　在这方面，最值得回味的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自古以来，为官者习惯于将黎民百姓当作要被拯救的人，他们无法做主，而只能靠官府为他们做主。今天我们知道，政府之所以成立，主要是维持秩序，而不是代替民众做主，因为政府是民意代行机构，如何做主本来便是民众的事。显然，当下有些政府部门仍然保持这种“救世心态”，问题在于，政府是否可以为了民生而罔顾民权？或者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将另一部分人的民权搁置？

　　社会是秩序生长的摇篮，所以，在尚未出现政府的远古，人类可以从采摘果实过渡到种植粮食。而市场经济不过是诸多自发秩序中的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兰州的牛肉拉面作为充分竞争的食品，价格本应随行就市。如果牛肉面存在暴利，那么就应该会有很多很多人开店，很多很多人去卖牛肉面，改变供需结构；如果有商家搞价格串通，显然政府只能按照价格法这种行为进行处理，而不是用限价的方式来调控价格。否则，即使强令限价，也会面临牛肉面馆的“日常的反抗”或者“非暴利不合作”。牛肉面馆可能随机应变，夸张地说，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在一个大碗里只装一根面条———即使不是一根，政府又能控制到几根？在此条件下，政府只能在给价格设上限的同时再给面条根数设个下限。然而，即使这样，问题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因为每根面条还有粗细长短之分。

　　21世纪的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民权，这无疑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在此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同样需要转换观念，不要以为“解决好”民生问题便解决好了一切。如果不是建立在尊重民权的基础之上，这种解决就难免如水上浮萍，没有根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根基的政绩注定要颠沛流离。

　　早在1921年，在谈到民生与民权的关系时，孙中山先生便指出，“如果要考究他们发生的次序，世界各国都是先由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再由民权主义进到民生主义”。这段话虽然有其时代背景，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权是民生得以发生的基础。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也只能嗷嗷待哺，等待政府的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

　　在《吃吃喝喝的民主》一文中，笔者谈到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18世纪的时候，孟德斯鸠在听说小国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说那是“茶杯里的风暴”，意思是说杯水风波、无足轻重。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新时代喷薄而出的心声。透过兰州“牛肉面里的风暴”里的点点滴滴的批评，我们不难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精神培育后，中国民众的民权思维已经焕然一新。